浅析刑事调解

王春胜


　　近年来，刑事案件审理中的调解没有达到很好的效果，由于社会矛盾的多元化、内容复杂化的特点，给我们的调解工作带来很多困难，如何更好地使刑事审判调解工作发挥作用，以达到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统一、体现公平与效率的最佳结合点，这是我们需要探索和思考的问题。本文对刑事调解的特点作一粗浅分析。
　　诉讼调解是我国程序法中一项重要的诉讼制度，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矛盾解决机制之一，长期以来为中国司法界所重视。但是近几年来，人民法院的调解工作受到很大影响,在刑事审判中因为强调对犯罪的惩罚，刑事案件审理中的调解往往流于形式，走走过场，尤其是判决确定的附带民事赔偿部分难以真正兑现，极易引发当事人上访、闹访、缠诉。
　　去年以来，从中央到最高法院充分认识到诉讼调解工作的重要意义，把诉讼调解工作的落实提高到执政为民，司法为民的高度上来，诉讼调解工作又重新得到了各级法院的重视。如何做好刑事调解工作应从以下几点入手：
　　一、刑事调解的特点
　　刑事案件的调解集中在自诉案件和公诉案件的附带民事部分，其中又以自诉案件为主。刑事自诉案件的调解是诉讼调解的重要方面。由于刑事自诉案件大多是因家庭、邻里及相邻关系、土地承包、宅基地使用和债权、债务纠纷等引发的轻伤害案件，如能通过调解解决，不仅有利于维护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及时将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避免引发社会不安定和不和谐，而且有利于解决执行难，使被害人能及时获得赔偿。
　　二、刑事调解工作的原则
　　在审理及调解自诉案件过程中，应当坚持以下原则。
　　一是要坚持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原则。
　　案件事实与责任大小，是对自诉人和被告人进行说服教育，做好调解工作的根据和基础。只有事实清楚、是非分明、明确各自的过错责任，才能有理有据地做工作，因此，对每一起案件，都要做到查明事实，分清责任后再行调解。
　　二是坚持灵活自愿，公平调解的原则。
　　审判人员要注意灵活调解。在实践中，对刑事责任不予追究的，一般以赔偿全部损失为条件，如果调解只是赔偿直接损失，往往达不成协议，调解赔偿的范围，要适当或全部赔偿间接损失。调解时，当事人双方或者一方作某些让步，减少或放弃某些诉讼请求是允许而且是必要的，但是这种灵活性必须建立在自愿原则基础上，必须在法律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行使权利，不得违反法律规定而显示这种自愿。
　　三是坚持简易快捷，及时调解的原则。
　　对于简单的自诉案件．做到快调快结，及时调解。对自诉伤情明显，事实清楚，被告人明确的，可在庭前先行调解，以减少程序，缩短审限，及时解决矛盾。
　　三、做好刑事案件调解工作应把握的几个方面
　　1、热心、耐心、公心，强化调解力度
　　自诉案件多是因民事纠纷引起．只要调解方法得当，只要承办人有热心、耐心、公心，多数能够调解结案。因此，要注重强化调解力度，在具体工作中，办案人员要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一是热心对待当事人，案件受理后．从传讯到调解，对当事人都要以诚相待，尤其是对待被告人．不能搞所谓“下马威”和“高压政策”，使之俱怕和厌烦，影响调处工作的进展。二是耐心做思想疏导，细致耐心的思想工作往往是调解成功与否的关键，办案法官要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和责任大小，耐心疏导，反复做说服教育，从安定和谐和乡邻关系着想，明确厉害关系，给双方以权衡利弊的自由，或赔礼道歉，或探望拜访，从而促成调解。
　　2、注重社会效果，坚持依法调解
　　自诉人的诉讼请求总是以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赔偿并列。调解中, 绝不能因不当调解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到限制或得不到保护。实践中有的伤害案件起因在自诉人一方，有一定过错，往往被告人不赔偿经济损失；而有的被告人致人伤害后，事实清楚．亦供认并同意赔偿，而自诉人为争口气却不同意和解。对这些情况，既不能因被告人不赔偿而简单地放弃调解，也不能因自诉人不同意调解就不调解，更不能以牺牲一方的权益而硬性调解；而是首先要站在稳定和谐社会高度，注重社会效果，正确行使审判权和职责，依法做好调解结案，化解平息矛盾纠纷，并处理好调解和判处的关系，该调的千方百计调，该判的一定判处，只有这样才能消除不当调解给社会带来的副效应。
　　3、结合双方伤情，公道对等调处
　　自诉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双方互为伤害对象的实是多见，审理中常遇到三种情况：一是因当事人一方被致伤已达轻伤而提起自诉。二是当事人双方互被致伤，损伤均达轻伤，先后诉至法院。三是当事人一方损伤达轻伤，另一方损伤属轻微伤。对这一类案件首先要把握好当事人双方提供的赔偿依据，做到三从三看：从伤情看治疗，从治疗看用药，从用药看疗程。对治疗中任意扩大损失，或随意用保健营养的费用，由自己承担。其次，结合结果定责任，致伤他人后果严重的，要加大赔偿责任。要结合责任定赔偿，有过错责任的，要相应多赔偿。再次,对被告有轻微伤的赔偿部分不应对等,做到调解有理有据。
　　4、分清是非曲直、因果关系调处
　　自诉伤害刑事案件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诉讼后，常常是掺杂着查因究果等问题的要求，给案件调解工作带来很大的难度，要么是自诉人提出查明是非曲直，才答应调解条件，要么就是被告人提出不查明原因就不同意赔偿等；在审理中，有的是自诉人在案件起因中有一定过错，有的是被告人过错分明清楚的。因而不能就事论事的做工作，不能只是处理伤害案件造成的危害结果，而与起因有联系的其它情节不予理睬，这样不足以平息矛盾，还可能出现更大的矛盾，给社会造成不安定的因素，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要彻底查清前因后果，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沟通联系，及时会同有关部门协同解决，做到案结，矛盾也彻底解决。
　　5、庭前调解与庭审调解相结合
　　在查清事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庭审前针对双方当事人的不同心理状态，有针对性地进行思想工作。一般来说，被害人因受到伤害，在要求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还要求数额较高的附带民事赔偿。而被告人则强调对方有一定过错，甚至强调责任全在自诉人，而不同意赔偿，更不想承担刑事责任，针对双方不同思想，庭审前，首先对双方进行法制教育，重点侧重对被告人进行说法讲法，讲明有关法律规定和因给对方造成伤害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促其认错服法。对被害人则着重向其指明应负的责任和不合理的要求及法院不予支持的法律依据，促使其放弃高要求，从而缓和双方的对立情绪。其次，向双方讲明调解解决可以化解矛盾，消除隔阂，化干戈为玉帛，对家庭子女及以后和睦相处的好处，引导他们想长远，向前看，不要计较眼前利益。实践证明，在向双方进行法制教育，讲清利害关系后，有的案件在开庭前，双方即可达成调解协议而撤回起诉。另外，对经做工作双方或一方态度强硬，不愿调解的案件及时开庭审理。此时双方对各种证据进行质证，事情原由，各自的责任均公布于开庭审理中，原来无理狡辩或心存侥幸者，思想便会在事实面前有所松动。我们抓住这一时机，在庭审中和庭审完毕合议之前再行调解，原来达不成调解协议的部分案件可以在庭审阶段得到调解。
　　6、法院调解和利用“相关人”调解相结合
　　实践中我们经常利用有威望的当事人的长辈或基层居委会、村委会的工作人员及代理人等进行调解，利用基层组织和“相关人”的配合多做调解，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7、打调并举、惩治犯罪，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自诉刑事案件的性质系刑事犯罪，应予打击惩治，我们在审理中注重调解的同时，对该打击严惩的坚决予以打击严惩，做到打调并举。对一些社会影响较大，不计行为后果的被告人，依法做出判决予以刑罚，打击严惩了犯罪收到较好的社会效果。
　　总之，做好自诉刑事案件调解工作，充分发挥调解功能，把自诉案件调解工作置入司法大调解格局，不断建立完善调解规范，积极探索自诉刑事案件调解的结案方式，及时将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是密切人民法院及人民法官与人民群众关系的有效司法手段。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春胜
系统法学研究的若干问题

李宝明


一、 观念障碍与技术性难题
系统法学是将系统科学与法学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法学思想、法学流派和法学理论，其核心思想是法或法律就是系统，任何法的现象都是具有系统意义的现象，可以运用系统科学方法加以解释和说明。有观点认为，严格意义上的法学与系统科学“合流”已经面临急需解决的技术性问题，既不仅要在法学研究中运用系统科学的“一般原理、原则、概念和方法”，而且要利用系统技术学、应用学和科技成果来定量表述法律现象，构造法学研究、法制建设的新图景。法学研究引进系统科学的技术性难题，反映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统一合流的普遍性问题，这就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某些由来已久的“鸿沟”。这种鸿沟主要表现在：第一，两者研究对象的差别，自然科学以某种相对稳定的自然现象或较为简单的机能系统作为研究对象，而社会科学则主要以人和人类社会这一复杂的巨系统作为研究对象；第二，两者理论体系的差别，这种差别主要表现在两者的理论在可预言方面、可重复方面和清晰性方面的差别。
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区别对待，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存在上述观点所说的“鸿沟”。由于系统科学主要来源于自然科学，而法学又属于社会科学，上述观点无疑隐含着认为系统科学和法学也存在“鸿沟”的观点。这个隐含着的观点无疑构成将系统法学引进到法学领域中的一个重大障碍。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如何认识系统科学与法学的关系的问题，或者说如何加深对系统科学方法的认识的问题。
提出量子论的普朗克（M.Planck）认为，“科学是内在的整体，它被分解为单独的部门不是取决于事物的本质，而是取决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实际存在着由物理学到化学、通过生物学和人类学到社会科学的连续的链条，这是一个任何一处都不能被打断的链条”。 “系统”、“信息”、“概念”与一切哲学范畴一样具有最广泛、最深刻、最高度的概括性，它们不只是概括物质世界或思维中某一领域或某一比较狭窄的方面，而是概括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领域的一切现象和一切过程所共有的东西，解释这些现象和过程的一般规律。“以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为中心的系统科学，用整体论的、严谨精细的综合分析方法，将填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鸿沟，冲破因专业划分过细而形成的学科间的屏障。”根据这个论断，我们可以认为，那种认为法学研究中，必须在社会科学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作出明确的区分，必须在法学与其他社会科学方法之间化出一条界限的观点是片面的和不成立的。在这里我们可以说，系统科学与法学不是同一层次的知识体系，法学的研究对象包含于系统科学的研究对象之中。因此，那种认为由于系统科学与法学存在研究对象的差别而构成系统法学研究的一个技术性难题的观点，实质上是对系统科学方法以及系统科学与法学的关系的一种错误理解。
但是，我们还必须承认，相比于系统科学，目前的各种法学理论在理论的可预言方面、可重复性方面和清晰性方面是有距离的，有“鸿沟”的。在某种意义上，系统法学正是为了使传统的法学理论在这几方面有所改观而兴起的。如何使系统法学具有某种程度的可预言性、可重复性和清晰性，确实存在一定的技术性难题。如何解决这些技术性难题，我们可以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移植到法学研究中得到初步的启示。经济学和社会学与法学一样同属于社会科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在相当程度上和范围内与法学的研究对象是重合的、相同的，而且经济学和社会学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和术语与法学中的一些概念和术语在直观的形式上和实质的内容上具有很强的“亲和性”，这使得经济学和社会学相对容易地移植到法学研究中，并建立相应的法学理论。系统法学研究中，也应当参考这种思路。解决这些技术性问题的过程，也就是一种系统法学理论确立和完善的过程。
二、知识结构与研究方向
一个法学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决定着其对系统科学的理解和认识。而其对系统科学有怎样的认识和理解，又决定着其如何将系统科学移植到法学，决定着其怎样研究系统法学。系统科学，首先是我国系统科学界的科学研究成果，对于系统科学的具体内容和理论框架，我国系统科学界也有不同的认识。系统科学中包含了很多复杂的数学原理和公式，法学学者是很难到达充分了解和精通的程度的。也许有个别法学学者有这样的能力，但是如果对系统法学不感兴趣，对系统法学研究也没有任何意义。作为法学研究，法学学者也不必对这些数学知识要到达充分了解和精通的程度。只要具备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只要对系统科学的“一般原理、原则、概念和方法”有正确的和一定程度的认识和理解，就可以进行富有成果的系统法学研究。至于什么属于系统科学的“一般原理、原则、概念和方法”，目前的系统科学学科本身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作为法学研究者，在进行系统法学研究中，我们既应当尊重目前系统科学研究成果中的“共识”，也很有必要从系统科学研究成果中“各取所需”，充分发挥我们的想象力，形成我们自己的对系统科学的“一般原理、原则、概念和方法”的理解与认识。任何学科移植性的研究都不可能是简单的生搬硬套，想象力是必不可少的。
每一个法学研究者都是在一定的知识结构背景下产生一些法学理论观点的，这些观点是先于他们的完整的法学理论而在头脑中就形成了的。这些观点可能是研究者们思辨的火花，也可能是受他人理论或观点的激发而形成的灵感。这些观点一旦确定，思维过程以及理论创新就必然受到相应的影响和指引，或者说受到相应的束缚和制约。在那一层次、那一角度形成这些观点，就在相应的层次上、角度上展开思维。比如，将法的现象视为阶级现象，就自然而然形成阶级分析法学。系统法学也同样对法形成了一个基本观点或定义，既法或法律是系统。系统是个抽象的概念，同时也是容易理解的和接受的概念。因此，这种定义或这种思想，对法学研究的制约最小，为法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空间。如果我们在法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两方面到达相当精通的程度，我们的系统法学就可以在“法哲学”方向、“实证法学”方向和“社会法学”方向取得均衡的丰富的发展，使得系统法学成为一个内容极其丰富的理论体系，我们对系统科学方法的运用，我们的思维过程以及理论创新就会呈现出一种相当美妙的景象，可上，可下，可“软”，可“硬”，可大、可中、可小，可定性描述，可定量描述，可局部描述，可整体描述。目前，在系统法学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在我国法学界整体上知识结构有所缺憾的时候，我国法学界系统法学的研究应当侧重于作为系统法学基础的“法哲学”研究方向和“实证法学”研究方向，在我看来，也就是运用系统科学的一般原理、原则、概念和方法进行系统法学研究。
已有的非属于系统法学倡导者的学者的具有系统法学意义的研究成果，应当属于系统法学的“法哲学”研究方向和“实证法学”研究方向。这些研究成果，相比一些倡导系统法学的学者的“定量分析”、“系统工程方法的应用”等研究方向的研究成果，显然要具有更高的法学理论层次和法律实践应用价值。这说明，系统法学研究，必须首先重视某种“法哲学”和“实证法学”方向的研究。系统法学长期没有体现出其应有的理论地位和价值，没有受到我国法学界的相当重视，我认为，那些倡导系统法学的研究者没有在“法哲学”和“实证法学”研究方向上深入下去并取得一定成果，而是过多地侧重“法制建设”、“定量分析”和“系统工程方法的应用”这类问题，是重要的原因之一。系统法学倡导者们所进行的很多系统法学研究，由于大量充斥“法制建设”、“定量分析”和“系统工程方法的应用”等内容，并运用一些数学模型来表述这些内容，这构成了我国整个法学界了解和认识系统法学的技术性障碍，实际上也降低了系统法学的理论层次，削弱了系统法学应当呈现的抽象性、概括性和思辨性，容易使我国法学界对系统法学误解为只能研究一些细致末节的法的现象，甚至只是故弄玄虚。我认为，在系统法学研究中，运用系统科学的原理和基本概念解释和说明法的现象，与应用系统工程方法解决或预测立法、司法、执法实践活动中的一些具体问题，是应当区分考虑的。
三、谁会进行系统法学研究
作为一种事实情况，一个受过法学高等教育的人，没有极特殊的情况，是不会继续另一种自然科学方面的高等教育的，也不会去从事一种专业技术工作。目前我国法学界的中坚力量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接受了法学高等教育，而后又直接从事法学教育和研究的一批中青年学者。其中很少有人具有相当的自然科学的知识，不少人还不能说对哲学以及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有相当程度的理解。我国确实有一些人受过自然科学方面的高等教育后来又接受了法学高等教育，或者从事了法律职业，这些人从事系统法学研究时非常适宜的。不过这一少部分人很少会有进行系统法学研究的动力，这又与我国学术研究的评价和激励体制有关。系统法学研究是一件很辛苦的创造性工作，是一件相当耗费精力、时间和金钱的事情，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情。“即使同时具备良好的自然科学知识和法学知识结构，也不一定在这一过程中做到实质性突破。”如果按照传统的法学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对传统的阶级分析法学进行改造和完善，对西方法学流派进行探讨，甚至是基本没有思想的抄袭，都能获得一定的学术名声、职称和经济利益，那么一部分有潜力的研究者当然就会认为，没有必要去辛苦地冒险地研究起初看起来注定是有些陌生和粗糙的系统法学。系统法学兴起时，我国的法学理论和法学方法都很“贫困”，科学和科学技术受到国家的鼓励和支持，强调按照科学和客观规律办事，那段时期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经济发展和法治建设都面临很多具体问题，可以说是“百废待兴”。在这些背景下，系统法学研究主要体现在“法治/法制系统工程”方面，是在所难免的，但是，在今天，系统法学研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和成果，我们不得不说与我国法学界的总体上的知识结构和法学研究的评价体制有相当关系。
一个受过自然科学领域高等教育的工程技术人员进行适当的观察与分析，就会发现法学研究本身、法律推理、人类设计的法律制度、法的实际运行、法律制度的演变等许多法的现象都体现了系统科学的原理，这些法的现象都可以进行系统科学的解释。他会认为一些法的现象可以成为系统科学的很好的素材和例证。逻辑上如此，事实上也是如此，几十年来，很多杰出的科学家从数学、物理学、生物学、计算机科学、经济学等方面大大丰富和发展了系统科学，他们的很多关于系统科学的研究成果都论及了法和法律，只不过他们基本上是点到而止，一代而过，没有展开论述。当然，系统科学的合理性与正确性也无需法学的参与和贡献。法学是一个开放的领域，对所有学科的学者都开放，绝不仅仅是受过法学高等教育的人们的领地，其他学科的学者对法学研究作出了巨大的重要的贡献的事情是很正常的，是常有的。如果我国法学界长期忽视和漠视系统法学，那么有一天,自然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搞出了一个系统法学研究成果，也是很正常的。

作者email:lijingju@public.tpt.tj.cn

参考文献

《中国法理学研究综述与评价》，王勇飞、张贵成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12 月第1版
《系统科学》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许国志主编，2000年9月第1版。
《系统科学论著选（2）》，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中国政法大学法治系统科学研究会编。
《探索与对话：法理学导论》，葛洪义，著，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第1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