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我国的空白票据规则问题

石化东


内容提要: 我国空白票据规则的设计存在一些问题,既不能反映现实经济生活的需要，又与国际惯例相脱离。如何认识我国既有的有关规则,如何应对我国商业实践中业已提出而票据立法疏于回答的问题,及如何改进我国空白票据的不妥规则,这是本文讨论的主旨。
关键词:　空白票据　规则 特点 问题　


空白票据, 英美法称之为未完成票据(incom-pleteinstrument),日本法称之为“白地手形”,是指出票人在签发票据时特意不完全记载票据法规定的绝对应记载事项,而签名于欠缺要件的票据书面上,并以授权留有持票人以后填补记载之意思的票据。⑴
我国《票据法》涉及空白票据的条文仅有两条:第86条和第87条,集中于支票一章。⑵这与中国人民银行颁行的《支付结算办法》及具有准立法性质的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对空白票据的规定构成我国有关空白票据的全部规则。
根据《票据法》的前述两条规定,我国的空白票据规则有如下特点:
其一,仅支票制度上存在空白票据,不允许存在空白汇票和空白本票;
其二,在诸种票据行为中,空白票据仅存在于基础票据行为即出票行为阶段,在附属票据行为阶段,不允许存在空白票据,即是说,在我国票据法上,不存在空白背书、空白保证、空白承兑等行为;
其三,可空白的事项仅限于两项:支票金额和支票收款人名称。我国《票据法》第85条规定了六项事项并且明确指出支票上未记载这六项事项之中任何一项者,该支票无效。这六项事项并未包括收款人名称。
有学者据此就认为,支票的收款人名称不是必要记载事项而只是任意记载事项。笔者不能同意这一观点。依笔者之见,虽然我国票据法做出如上规定,收款人名称也并不必然是任意记载事项。任意记载事项,是指那种记载或不记载全由当事人自主决定,不记载不影响票据的效力,记载之则产生票据效力的事项。可以肯定的是,不论收款人名称记载还是不记载于票面上,没有收款人的实际存在,付款人无从付款,该票据的存在根本就失去意义。严格依据票据的文义性,只有名字被记载于票面之上的人才可能成为票据权利的主体。当票面上不记载收款人名称而其它应记载事项齐备时,没有人能够获得收款人的地位从而没有人能够行使票据权利,票据债务人也就没有合格的付款对象。则这样的票据很难被商事交易人所接受。面对这样的票据,或者认定其无效,或者由法律设定一个技术性的推定规则,以之来判定究竟由谁来充当收款人。显然后一种做法更符合鼓励交易的民商法原理。
由以上的我国票据规则的全部规定和特点可以看出,我国的空白票据规则是极为有限的,在适用范围上太嫌狭窄,在效力认定上过于严苛。具体而言,我国当前的空白票据规则存在以下问题:
其一,空白票据仅仅局限于出票阶段,而不允许适用于其他阶段。现实中票据出票一般为完整出票,只是在以后的背书转让过程中多次出现空白背书。从实践情况来看,不仅出票阶段有对空白票据的需要,在票据背书、票据保证、票据承兑阶段都存在对空白票据的需要。我国《票据法》对这些需要视若无睹,使得这些现实中客观存在的对空白票据的使用不能受到法律的适当保护,使得那些依照商业交易惯例行事的诚信善意的商人的合理权益不能得到应有的保障。且这种态度也不符合世界潮流。
其二，空白票据仅仅适用于支票,而不适用于汇票和本票。这不符合现实生活的实际状况和客观要求。在我国商事交易中,应用最多的往往不是支票,而是汇票。空白汇票应用极其广泛,尤其是大宗货物的买卖。这虽然为我国法律所不允许,但其仍然为广大商人群体所普遍接受,流转通畅,且作为承兑人的银行也不会因为其空白背书而拒绝付款,只要将空白填补完全银行即会接受。⑶而且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法治的建立和健全,诚实信用的良好商业道德的得到加强,为提高交易效率,商人们必然会越来越多地采用空白票据的方式来进行结算。承认空白汇票和空白本票既是客观需要也是历史发展的趋势。
其三,我国票据法上可空白的事项仅限于支票金额和支票收款人名称,这远远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实践中的情形是,预留出票日和到期日在商事交易中是被广泛采用的作法,因为将出票日或到期日空白,授权持票人斟酌于适当时机予以填补,使得票据的可流通时间大大延长,便利持票人在必要的时候贴现票据,所以这一作法受到商人们的普遍青睐。而我国票据法却对此置之不理,实非客观务实的态度。
其四,单就我国《票据法》这有限的两个可空白的记载事项而言,其规定也甚是粗糙。我国《票据法》第86条规定:支票上的金额可以由出票人授权补记,未补记前的支票不得使用。据此有学者论到:如果没有补记空白的金额,则该支票因为缺少《票据法》第85条规定的应当记载事项,因而属于无效的支票。⑷笔者认为这一论断值得商榷。确定的金额本来是支票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此为《票据法》第85条所明定。但接下来的第86条又明确作出了例外的规定,将第85条的有关硬性规定“软化”了,允许在出票时不记载金额。出票时不记载金额的支票仍然有效,不作此理解则第86条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我国台湾著名学者刘甲一也认为,空白票据不因欠缺绝对“应记载事项”之一而无效。
我国《票据法》第87条规定:“支票上未记载收款人名称的,经出票人授权可以补记。支票上未记载付款地的,付款人的营业场所为付款地。支票上未记载出票地的,出票人的营业场所、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为出票地。”对于支票而言,收款人名称事项,在我国大陆票据法上为绝对必要记载事项,而在我国台湾地区票据法上则应当认定为相对必要记载事项,此种差别之造就,全在于《台湾票据法》第125条第2款之推定规则之认可与否（未载受款人者，以执票人为收款人）。由此产生问题:两种做法,孰优孰劣?我国大陆有无必要采取台湾法上的做法?笔者认为,我国台湾法的规定确实值得借鉴,大陆立法应该允许收款人事项空白同时确立起有关的推定规则,理由有三:
其一，是商事交易便捷原则的内在要求:在一定情况下,交易当事人可能不想或不便或暂时不能记载收款人的名称,而同时有使用票据的需要,在此情况下,收款人名称空白就因应了现实的呼唤,而推定规则则使这一空白得到了确定性的保障;
其二,禁止收款人名称空白,并不存在有力的反对理由,或者说,允许收款人名称事项空白,并不会产生严重的不利后果,由此所产生的风险属于交易当事人能力控制范围之内;
其三,符合国际票据立法趋势。
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收款人名称空白之支票,即抬头空白支票,未经填补而使用,这在商事交易实践当中颇为常见的行为,效力如何,在票据法上找不到清楚答案。而且《票据法》第87条的规定更为令人迷惑:它未如第86条那样规定“未补记前的支票不得使用”,其立法用意何在?是否默认了“未补记前的支票可得使用”?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支付结算办法》第119条规定:收款人名称可以由出票人授权补记,未补记前不得背书转让和提示付款。此一态度获得最高人民法院的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5条规定:空白授权票据的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时未对票据必须记载事项补充完全,因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拒绝接收该票据而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两个规范性文件皆不允许抬头空白支票的背书转让和提示付款。笔者认为《支付结算办法》第119条将金额空白和收款人空白作同样对待,与《票据法》将二者区别规定的态度是相悖的,或者说是与《票据法》相抵触的,非属妥当。⑸不仅如此,收款人名称补记前禁止其转让,此一规定的合理性也让人怀疑。
《日内瓦统一支票法》第17条中明确规定:由支票而生之一切权利,因背书而转让,如为空白背书,执票人得再为空白背书或转让他人。正如有学者所言:未补充完全的支票,其效力不仅表现为票据权利移转的效力和担保的效力,同时也应包括补充权移转的效力,对于空白支票的善意取得者来说,应给予必要的保护,持票人可以依据票据外合意完成补充记载,行使该支票的权利。⑹
故笔者认为,《支付结算办法》第119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5条的有关规定皆有欠妥当,宜按《日内瓦统一支票法》第17条改进之。

注释：
⑴张高忠：《空白票据若干法律问题探析》载于《嘉兴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91页。
⑵我国《票据法》第86条规定:支票上的金额可以由出票人授权补记,未补记前的支票不得使用。第87条规定:支票上未记载收款人名称的,经出票人授权可以补记。支票上未记载付款地的,付款人的营业场所为付款地。支票上未记载出票地的,出票人的营业场所、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为出票地。
⑶该案例及注释见于《中国审判案例要览(2000年商事审判暨行政审判案例卷)》。
⑷王小能:《中国票据法律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65页。
⑸王小能即持此见解,见《中国票据法律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66-367页。
⑹郑孟状、姜洪明、刘满达:《支票法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48页。



分析共同侵权与人身损害赔偿

王胜宇
　　

　　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3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致人损害，或者虽无共同故意、共同过失，但其侵权行为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构成共同侵权，应当依照民法通则第130条规定承担连带责任。” “二人以上没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但其分别实施的数个行为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应当根据过失大小或者原因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根据此条规定可见，我国关于共同侵权的定义采用的是折衷说，既包含共同故意和共同过失的行为，也包括客观上直接结合的行为。笔者认为，这种规定有不合理之处。
　　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的分类，根据该法条，首先可以确定的是，直接结合行为是侵权人无意思联络的行为。因为前半句已经囊括了主观上有联络的侵权行为。在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之中，可以初步分为(1)部分因果关系(Teilkausalit?t)(以下简称A)，即数人分别侵害他人权利，应由加害人就其加害之部分，分别负赔偿责任。[1]亦即各加害人造成的损害是可以分离的。(2)补充因果关系(Komplement?re Kausalit?t)(以下简称B)，即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各侵权人的行为均不足以导致损害结果的发生，只有数行为相加，才会造成损害结果的发生。如甲乙二分别投毒人，只有二人之投毒量相加方致丙损害。(3)竞合因果关系(Konkurrierende Kausali t?t)(以下简称C)[2]，任一人之行为均可致结果发生，且损害亦是不可分离的。其中，(1)中损害是可分的，在(2)和(3)中，损害是不可分的。
　　部分因果关系的责任分摊，在A中，数加害人之间没有意思联络，只是损害偶然结合在一起，且损害是可分的，因为任何人不具有为他人行为负责的理由，加害人应该对损害承担按份责任。
　　补充因果关系的责任分摊，在B中，加害人所造成的损害在法律上是不可分的。例如无意思联络的甲乙二人，致丙双腿伤残。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侵权人所导致的损害是没有办法区分的。有学者提出以过失的大小来苛以责任，但是这种做法：首先，忽视了当事人的客观方面，如果一个人仅仅在主观上因为是故意但是所做甚微，就要加之以绝大多数的责任，未免有主观归罪之嫌疑。其次，这种作法难以操作，要法官去探求一个人隐藏的真实想法，未免苛刻。再次，对于无过失责任的侵权行为，此种观点便无适用余地。
　　我认为，这个问题的解决可以从共同危险行为中找到灵感。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对共同危险行为的规定“共同危险行为是指数人共同实施危及他人人身安全的行为并造成损害后果，而实际侵害行为人又无法确定的侵权行为。”共同危险性为，应由数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 有学者认为是出于对受害人的保护，使得原本没有造成损害后果的行为人要承担连带责任并且。这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是从民法基本理论来思考的话，笔者认为损害的同一性是使得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原因。即损害为单一的一个整体，是不可分的。加害人不明的侵权行为和加害人所致损害不明的侵权行为，都造成了单一性的损害，即损害的不可分。“由是可知所谓‘加害人不明之侵权行为’中包括了‘参与部分不明时’与‘惹起人不明时’。是则‘加害人不明之共同侵权行为’之能包括此两者之本质为何?笔者以为是‘损害之单一性也’。[3]两者所区别处在于，加害人不明的侵权行为中，是何人加害的不明;而在后者，则是行为人之间所致损害份额的不明。是全有或全无与份额的不同。更进一步来讲，都是由于举证困难、调查困难而导致的责任不清问题。在此同一的基础之上，两者的责任形式应该是统一的。
　　综上，根据损害的单一性，当数侵权人的行为应承担的份额不可分时，应适用共同危险行为的规则，使其承担连带责任。这既可以充分的保护受害人，又避免了程序上的繁琐，法官不再需要判断侵权人的过错程度再苛以按份责任，节约了司法资源。根据不真正连带债务的特征，“债务人为多数;给付为同一;各债务人各负全部给付义务。…不真正连带债务的原因必须个别，不真正连带之债务仅有单一的目的。”[4]在补充因果关系的情况下，理论上讲，应由数债务人承担不真正连带债务。但是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如果使其承担不真正连带债务，会使得债权人享有任意选择债务人的权利，难免出现债权人擅自决定，对债务人不公的情形。因而，我们应变通适用，而使数债务人承担连带债务。
　　竞合因果关系的责任分摊，在C中，每一个人的行为都足以导致损害的发生，所以不管令谁赔偿都不会造成不公正的情形。而为更好的保护被害人的利益，应令加害人之间承担连带责任。例如：甲乙两化工厂同时向A河排污，致丙农田颗粒无收。经查，甲或乙所排污水，都足以致丙农田颗粒无收。如果令甲乙承担按份责任，平均分摊损失，则若有一方丧失赔偿能力，则丙就有一部分难以得到赔偿。而由于各自单独的侵权行为都足以导致损害的发生，所以不论由甲或者乙承担全部的责任，都不会造成不公。根据公平原则，加之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应由加害人承担连带责任。
　　《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中的“直接结合”、“间接结合”理论界的观点，《人身损害赔偿》第3条规定“…或者虽无共同故意、共同过失，但其侵害行为直接结合的，承担连带责任。” “二人以上没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但其分别实施的数个行为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应当根据过失大小或者原因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由于前面已经规定了有意思联络的侵权行为，因此此处的“直接结合”和“间接结合”只能是指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
　　而何为直接结合，何为间接结合，理论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行为结合程度非常紧密，对加害后果而言，各自的原因力和加害部分无法区分。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当从时空的统一性上区分直接结合和间接结合，即如果数行为在时空上是一致的，就是直接结合;在时空上不一致的，就是间接结合。第一种观点过于模糊和抽象，不具有可操作性，行为的结合程度，是个解释不清的概念。第二种观点，由于即使在不同时空的情况下，数人也可能构成共同侵权行为。[5]例如：甲乙通谋杀害丙，甲于第一天在丙的杯子里投毒，乙于第二天将投毒的水给丙喝下，致丙伤害，乃共同侵权
　　行为的区分应该另有标准，本人认为，直接结合和间接结合的区分不够明确，可操作性差。因而应该采用更加明确的标准来规定，根据笔者上述的论述，我认为应该以损害是否可分来判断责任的承担。在部分因果关系中，侵权人应该承担按份责任，个人就其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在补充因果关系，即造成致部分不可分时，数人承担连带责任;在竞合因果关系，数人亦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所述，我认为，共同侵权行为采主观说比较恰当。共同侵权之“共同”乃指意思联络，不仅包括共同故意，而且包括共同过失，这在实践中亦是经常出现的。而《人身损害赔偿》中对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区分所采用的“直接结合”、“间接结合”的标准不够科学。但是立法者的视角建立在按份责任和连带责任的区分之上，这是一种比较清晰的区分方式，从责任承担的角度来区分，便于理解和操作，便于当事人责任的分担。只是标准不够科学，应该亦每个人所造成的损害是否可分来区分按份责任和连带责任。损害可分时，按各自所造成的损害承担按份责任;损害不可分时(分为补充因果关系和竞合因果关系)，数侵权人就损害承担连带责任。
参考文献：
[1] 王泽鉴：《特殊侵权行为——共同侵权行为》，载黄有松主编：《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第19期)，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74页。
　　[2] Brüggemeier, Prinzipien des Haftungsrecgts(注1)S157f.，即数危害行为，各均足致生损害。转引自王泽鉴：《特殊侵权行为——共同侵权行为》，载 黄有松主编：《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第19期)，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75页。
　　[3] 温汶科：《共同侵权行为之研讨——以与人共同之意思与损害之单一性为中心》，载自郑玉波主编：《民法债篇论文选辑》(中)，五南图书出版公司印行1984年版，第541页。
　　[4] 郑玉波著，陈荣隆修订：《民法债篇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25页。
　　[5] 王利明：《侵权行为法研究》(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88页。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胜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