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罪刑法定原则

洪凡


　　罪刑法定在刑法规范体系之中成为基本原则，在1997年刑法中明确、格言式予以规定，虽然在1979年刑法虽没有规定罪刑法定，反而规定了有罪类推制度，但在刑事司法活动中总体上还是按照罪刑法定原则贯穿其中。
　　罪刑法定成为刑法中的铁则历经曲折
　　罪刑法定原则追根溯源于1215年英国大宪章。明确规定：“凡自由民未经法律许可，国王不得随意处罚任何人，不得……”之后，在1689年《人权宣言》中，也有所体现，尤其是1789年《公民和权利宣言》中规定：“除法律规定必不可少，且在此之前以法律为适用根据之外，不得处罚任何人”这是罪刑法定首次在宪法性规范体现之中得到实施，随后，在1791年法国《刑法典》中规定：“………………”
我国1997年刑法第3条明文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按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有学者用二分法解析该刑法条文（条文是刑法规范的内容，规范是条文的表现形式，并不是一条文只表述一刑法规范，也不是一刑法规范由一刑法条文予以表达，他们之间不是一一对应的，只是相互对应地占多数）
　　因规范结构析解为前提条件、行为模式、法律后果
　　从该条刑法规范是用分号隔开，前后两句在位阶上是平等的，前后之间互为否定。
　　前提条件之一，是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前提条件之二，是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
立法者立法
　　1、理论设计和价值建构
　　2、立法者本人知识结构、能力有限——不足以用简明的语言涵盖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哲学上关于价值理论
（1）法律漏洞 感性与理性之间的紧张状态
（2）法律反差——平衡原则 感性与理性之间的抉择
（3）法无明文规定 立法原义——法律规范意义
（4）法无明确之文 语言的模糊性
　　这两个前提条件会因实施者行为引出两个互为否定的结果，要么按照事先刑法条文定罪处罚；要么就无罪释放（不得定罪处罚）。这种二分法从规范层面上有其积极意义。有人称前半句为积极的罪刑法定，后半段为消极的罪刑法定原则。论者认为，这种观点不免失其过失之处。不论积极罪刑法定也好，消极的罪刑法定原则也罢，我个人认为两者在其适用上处于同等位置。不存在用机会主义的观点看问题，定罪处罚这一处断方法占多数符合大众的思维方式，强化了人们的意识。一旦用了“积极的”和“消极的”两词后就不可避免地把这个词本身的词性的褒贬迁移到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解上。
　　罪刑法定原则要求我们在立法、司法过程中要始终贯彻实施。
　　罪刑法定的理论渊源于“三民主义”和“心理强制学说”————提到罪刑法定渊源于民主主义
（1） 三民主义：
　　从洛克，防止权力滥用（古代宗教人士把持立法、司法，任意解释来维护宗教权威，践踏人权、罪刑擅断、扼杀人性）
卢梭 ，虚构“国家”这种社会状态
　　孟德斯鸠“三权分立学说”以权力制约权力——来源于对自然状态下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基于此都贡献出属于自己的一小部分利益，用权力之间的协调来保障社会秩序。
这些理性、自由、民主思想的萌芽和传播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星星之火得到了燎原之势。

（2）心理强制学说：是由德国近代著名刑法学者费尔巴哈首倡费尔巴哈同
　　观点类似，追求快乐，避免痛苦是人的本性，避险求乐是人的本能，费尔巴哈从刑罚目的出发，要想预防犯罪，仅仅靠伦理道德价值观念所具有的舆论力量是不足以约束人的行为。在其基础之上，要让刑罚本身所承载的巨大威慑力来让犯罪实施者感到畏惧，通过对实施犯罪所获得的满足与所承担的罪责权衡比较后来规范自己的不适行为，因此，有必要将犯罪、刑事责任、刑罚明确、具体化。
罪刑法定的具体内容：
（1）法律主义立法权：不能把立法制定权交给司法机关——自由裁量权
适用时专属主义——排除习惯法
（2）禁止不利于行为人的事后法：双方之间地位不平等——私权与公权
（3）禁止绝对不定刑：自由裁量权
（4）明确性：在其适用时——不能过于绝对以致抹杀其开放生命——灵活性——策略性
（5）程序性;英美法系国家重程序 在其外部证成、内部证立
（6）禁止滥用刑罚:限制国家滥用刑罚
适用刑罚的宗旨：积极的——保障人权；消极的——限制国家权力、滥用刑罚
是其适用罪刑法定原则时所应达到的应然状态，是理想的，是其所追求的。

价值基础：
1、 公民的自律——与契约而成立的国家之异曲同工之妙，公民通过民意机构以法律制裁形式确立犯罪与刑罚。
2、 可预知性——（与类推解释的之别）罪刑法定要求“可知性”即通过事先公布刑法，使公民预先就知道什么行为是犯罪，该受何种处罚，从而规定自己的行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发挥刑法规范的预测、指引作用，如何更好地维护其所调整的范围得到有序的运转。
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解上应该避免“刚性解释”。刚性解释是对罪刑法定的理解应当注意的一种错误方法。
　　刚性解释认为所谓“罪刑法定原则”就是要严格按照其规范层面来理解、解释，众所周知，历经历史的齿轮。“教条主义”带上了贬义色彩。作为对事物认识时一种有失合理性的理解方法。如“禁止践踏草坪”这一环境标语不允许人们践踏草坪，但如果人们不是站在草坪上破坏而利用其他方法破坏草坪，此时已呈现的这种状态，或挖走草坪而不践踏，基于何种理解，关键还得看这一标语时所要表达的意思，而外界对草坪的各种实施利用方法均需得到其支持，因为他是物的所有者。这是对罪刑法定原则作绝对的理解。这的确有利贯彻实施罪刑法定原则，但从刑罚的目的出发，仍需存相对的理解来软化这种刚性、绝对要求。从认识论上过于绝对会过早的扼杀其开放的生命，使其赋予一定的灵活性和策略性。更能适应社会的要求，所以，认为对罪刑法定原则理解应该把握一定的度，如禁止事后法允许有利于行为人的理解；如明确性原则时罪刑法定衍生出来的规范要求，但从中国目前的国情出发、人口众多、地域差异巨大，过于统一、具体反而不适；法律主义中不允许司法机关有自由裁量权，而在实际司法审判活动中，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司法审判活动必须有人的参与这种“感性”不可避免地带到审判活动当中，在经验的同时，甚至是个人情感，怜悯心、同情心等各种因素都会左右其审判活动。




一、问题提出：“授益行政行为诉讼”中原告举证范围不明问题

　　案例一：2006年3月，原告李某诉与第三人王某相识，在缺乏了解的情况下草率合照了结婚照。后双方通过一段时间相处，原告遂拒绝了王某的结婚请求，2007年9月双方分手。2009年3月，王某告知原告2006年其伪造原告的个人资料到政局婚姻登记结婚，现要求与原告办理离婚手续。2009年12月5日，原告到被告处查询，证实了王某的说法。原告与被告交涉，请求被告查明情况并宣告结婚证无效，遭被告拒绝，故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撤销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签发的结婚证。

　　在本案中，婚姻登记机关依法只对婚姻登记进行形式审查，所以在行政诉讼中，行政相对人所提供的材料的真实性则不在登记机关的举证范围之内。那么，本案婚姻登记材料的真实性由谁来举证呢？现行的《行政诉讼法》没有相关规定，而司法解释对原告的举证责任也只规定了三种情形。本案中，既然提供的材料的真实性则不在登记机关的举证范围，那本案又由谁举证呢？如果说因为原告认为材料是伪造的则由原告举证的话，那么再请看下面的案例。

　　案例二：2000年7月第三人江某向被告提供虚假材料申请住房改建。同年12月29日被告审查，认为第三人的申请符合城市规划的规定，对其申请予以批准，并核发用地范围及房屋平面位置图。2002年1月原告到被告所属规划监察大队和民房管理科了解情况，认为第三人的建房侵犯了其合法权益，并多次以书面形式向被告反映，要求对第三人违规建房进行处理。被告没有采取如何措施。2003年11月11日原告以被告违规审批第三人建房侵犯其合法权益，要求依法确认被告的违规审批许可行为违法提起行政诉讼。

　　本案中，对于申请材料的真实性以及相对人符合行政许可的条件还能像案例中一样由原告提供证据证明吗？我们知道，在行政许可中行政机关对于行政相对人的申请材料的审查属于“实质审查”。那么在行政许可诉讼中，行政机关如果也如案例一中一样对相对人申请材料真实性不负举证责任，而有原告举证的话，是否又有违背法理之嫌呢？由上述两个案例可见，在授益行政行为诉讼中原告的举证责任的界定是不能一概而论的，此处举证责任就成为一个举证难题。

　　二、破除上述举证困境之路径选择

　　1、德国“规范理论”的合理性探讨

　　在行政诉讼证明责任分配上, 德国通说接受罗森贝克的规范理论,认为在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其不利益归由该项要件事实导出有利之法律效果的当事人负担。换言之, 在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主张权利或权限者，就权利形成事实负证明责任，否认或主张相反权利者，对权利消灭、阻碍或妨碍的事实负证明责任。尽管这一理论也有批判者，但是但时至今日体系化的规范理论仍占据通说地位。实务上， 德国联邦行政法院同样基本接受规范理论， 法官的公式是谁负证明责任只能从法条中导出, 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法院甚至称此分配原则为行政法的一般原则或一般法律原则。

　　在论证该理论合理性问题时，学者朱立新的主要观点是：“规范理论的核心结论是‘请求权人承担权利形成要件的证明责任， 请求权人的对方当事人承担权利妨碍、权利消灭和权利阻碍要件的证明责任’，实际上是维持现状这一自然法则的另一种表达。德国维持现状理论的倡导者玩以罗马法时代的一条损害赔偿原则，即‘攻击者原理’来解释自己的证明责任分配理论。进一步挖掘后我们可以发现,罗马法时代著名的‘肯定者承担证明，否定者不承担证明’的证明责任分配法谚也是以维持现状为根基的，即‘只有变化才需要进行正当化论证’。这样的结论与普维庭研究有不谋而合之处。普维庭说,证明责任分配‘唯一的实质性依据就是进攻者原理’，其背后的考虑是,对占有状态的保护、对权利的安定、公共安全的保护以及相应的禁止私力救济这些法治国家的基本原则。从这些原则引申出的必然结果是，不能破坏而只能维护一般的占有状态和权利的安定性。但从整体上说,其他的实质性依据在个别场合下对证明责任的分配也有影响很难想象进攻者必须推翻被进攻者的所有反驳,否则权利维护会比登天还难,这个维护和加强立法目的的实质性依据就是‘遇疑问时有利于立法目的’这是一个无法穷尽的证明责任的实质性依据,因为立法目的是开放而非封闭的。如果试图通过一个或几个原则限制立法者在证明责任上的分配，就会导致宪法所不能容忍的对立法者的自由空间的干涉。简言之，维持现状自然法则决定了罗森贝克证明责任分配基本规则的合理性,因此,任何希望以明文规定证明责任分配的立法文件，都应把罗森贝克的基本规则规定为证明责任分配的原则。此基本规则也是法官弥补法律漏洞时的基本准则。但它有例外,除法律明确规定的例外外，如果法官希望在弥补立法漏洞时进行例外‘造法’，或对法定的基本规则在适用中出现显失公正时进行例外‘造法’，法官必须以法律的目的为根据。众多的实质性依据都生长在法律目的之中，法官对证明责任分配进行例外‘造法’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法律发现运动。当然这里的‘法律’不仅包括成文法, 也包括不成文法不仅包括法律文字，更包括法律精神”。

　　2、笔者对“规范理论”的思考

　　在完善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路径问题上，笔者赞成规范理论的观点，即以“规范理论”作为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即请求权人承担权利形成要件的证明责任, 请求权人的对方当事人承担权利妨碍、权利消灭和权利阻碍要件的证明责任的规则。因为在具体案件中权利形成的请求权人以及对方当事人较为明确，权利形成、权利妨碍、权利消灭、权利阻碍的事实易于区分，这样更有利于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分配。相反，如果采用“谁主张，谁举证”作为一般规则来分配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话，由于要件事实通常可以从肯定或否定两个方面提出主张，则又会使举证责任陷入分配不明的混乱状态，又何谈完善该制度呢？比较而言，“规范理论”更具有明确性和可操作性。

　　当然，对于“规范理论”有人指出，该规则的目的在于通过为数不多的证明责任规则来解决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问题，而行政诉讼形式复杂，种类多样，妄图采用一种规则来解决多种类的行政诉讼纠纷是不可取的。但是，笔者认为“规范理论”在历经时代的变迁，在大陆法系依然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众多新的规则也都是在规范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修正的，对于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制度起步不久的我国来说，更应该充分理解和运用该规则，以使我国的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制度逐步完善。而针对上文的质疑，我认为规范理论作为一般规则而言，自然是不可能面面俱到，穷尽所有诉讼类型。所以要在规范理论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的诉讼类型具体分析诉讼中权利形成，权利妨碍以及消灭和阻碍事实的证明责任。

　　三、规范理论下授益行政行为诉讼举证责任分配

　　1、在行政登记和行政注册等只需行政机关进行“形式审查”的行政行为诉讼中，依据“规范理论”，相对人是积极要求权利形成、改变现状者，所以由原告对符合受益条件及对材料的真实性承担举证责任。在该类诉讼中，如果被告拒绝相关申请的，由被告承担权利妨碍要件的举证责任。上文案例一就属这一情形，应当由原告对材料的真实性负举证责任。

　　2、在行政确认和行政许可等需要行政机关对申请人申报材料的真实性作“实质审查”行政行为诉讼中,由于是否授予相对人相关权益取决于行政机关的审查，所以如果行政机关拒绝授予相对人权益，那么依据“规范理论”，行政机关是在主张权利妨碍要件事实，所以在诉讼中被告应当对拒绝授予的权利妨碍要件承担举证责任。原告对此不负举证责任。上文中案例二也是如此，对于材料的真实性由“实质审查”的行政机关负举证责任。

　　参考文献

1 江必新 主编：《中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法律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

2 姜明安 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6年1月第2版；

3 吕立秋 著《行政诉讼举证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 刘善春：《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规则论纲》，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3期；

5 成协中：《行政诉讼证明责任分配模式与规则重构》，载《北大法律评议》2008年第1辑；

6 周勇:《“政府信息不存在”案件证明困境的解决路径探析》，载《行政法学研究》2010年第3期；

7 林鸿潮　许莲丽：《论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中的证明责任》，载《证据科学》2009年第17卷；

8 朱新力：《行政诉讼客观证明责任的分配研究》，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2期；

9 黄学贤：《形式作为而实质不作为行政行为探讨》，载《中国法学》200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