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为合同诈骗罪对此应当怎样理解呢？
　　首先、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是什么样的合同？这是认清合同诈骗罪的关键问题。
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欺诈手段”主要指以下情形：
　　（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从刑法意义上探讨，合同欺诈罪中作为手段的合同，应是从实质上进行考虑，要有经济内容，不一定采取严格的形式，任何合同诈骗罪的成立都需要借助于合同这种形式，但是并非任何利用合同的形式进行的诈骗都构成合同诈骗罪。由于合同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合同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及市场经济秩序。
　　我个人认为，合同诈骗中的合同应是与经济活动有关。构成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必须满足三个条件：
　　第一， 合同对方是从事经营活动的市场主体;
　　第二， 符合广义上经济合同的外形特征;
　　第三， 具有一定的经济内容，或者与一定经济活动有关。
　　要正确地将合同诈骗罪与其他罪区别开来，还必须从内涵与外延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从内涵看，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仅仅指经济合同，如债权合同、抵押合同、质押合同、土地使用转让等合同，一些不直接发生债权关系的但含有经济内容的如合伙合同、联营合同、承包合同等也包括在内;从外延看，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外延不能太宽，一些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合同不应包括在内，行政合同也不应包括在内。另外，假借合同形式进行诈骗但完全与经济活动无关的合同不应包括在内，如行为人虚构父亲生病目的是骗取他人钱财而向他人借钱所写的借款合同。
　　必须明确，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并不一定需要书面形式，从合同法的意义上来探讨这一问题。根据《合同法》第十条、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口头合同是合同的一种形式，具有书面合同同等的效力。经济活动中允许采用口头合同形式，主要是为了促进经济活动的更快开展，为了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从证据法的意义上来看，有人认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如限定为书面形式，有利于取证，也可以有效地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笔者认为，不能为了形式而牺牲对实质问题的考证，口头合同完全可以通过其他证据来证明，如果确实无证据证明经济合同的存在，但又有诈骗的行为和非法占有的目的，则可直接定普通诈骗罪。
　　有效合同是否是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有人认为，有效合同不应包括在内，行为人敢于以真实的身份以履行合同的内心真意去签定合同，说明其并无诈骗的目的，自然构不成合同诈骗罪。我同意该观点，从刑法列举的几种欺诈行为看，要构成合同诈骗罪，行为人都必须以骗取对方钱财为目的与对方签定合同，其结果必然是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从民法的角度看，这种行为可能是无效合同，也可能效力待定的合同，但绝不可能是有效的合同。司法实践中，确实存在着当事人签定真实合同后又进行诈骗的情形，这存在着犯意转化的问题，可以认为当事人签定合同时，并无诈骗的故意，其后才产生了非法占有的故意。刑法上合同诈骗合同的效力应以签定合同时予以认定，合同主体真实合法、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不存在欺诈，没有损害他人利益，则可认定为有效合同，而不应在当事人产生犯罪故意时，回过头来对开始的合同的效力进行认定，否则会产生所有的经济合同都是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会使刑法处罚时间提前，也会使被认定的合同诈骗数额扩大，加重了对行为人的处罚，不利于行为人权益的保护。
　　二、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构成要件
　　“违法是客观的，责任是主观的”，这是大陆法系刑法理论通行的法谚。合同诈骗罪的违法性的评价，应从行为的客观方面，比如是否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了他人财产等方面，即从行为的外部，对行为进行评价。但人的外部行为与主观精神并非绝对分离，行为的违法性的评价还不能脱离主观因素。刑法上犯罪目的与犯罪故意是不同的概念，犯罪故意与犯罪目的可能具有同一性，也可能具有非同一性。合同诈骗罪的主观目的是非法占有的，该主观目的包含在犯罪故意之内，与犯罪故意具有同一性，从而与客观行为具有了对应关系，在时间上、内容上具有同一性，骗取他人财产的行为与非法占有他人的财产行为具有一定的同步性。
　　非法占有目的的形成时间并不一定就在合同签定时，也可能存在于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当然根据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产生非法占有目的后并未实施诈骗行为的，不能成立合同诈骗罪。司法实践中，部分行为人有视情况能履行就履行，不能履行就不履行的心理状态，对这种情况如何认定其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是一个难题，本人认为，应当引入司法推定的方法，作为一种主观心理因素，如其未实施客观行为，不能作出判断，这种司法推定是一种事实推定，是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有人认为能履行就履行，不能履行就不履行的心理状态是间接故意的犯罪心理，被告人对不能返还财产的后果持一种放任的态度。笔者认为，合同诈骗罪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根据司法推定的方法，从行为人的客观行为进行判断，有办法履行，没有办法就不履行只能表明行为人不愿意积极履行合同，但是否具有骗取对方财产的目的还不清楚，非法占有目的的主观心理态度没有形成，自然不存在间接故意的问题，而一旦客观表现为不能履行则表明了行为具有了骗取他人财产的直接故意。
　　司法实践中，刑法上的非法占有与民法上的非法占有容易搞混淆了，导致出入人罪。刑法上的占有与民法上的占有完全不同。民法上，占有是财产所有权中派生出来的部分权能，占有人对所有权人的物享有的事实上的支配权，是一种事实状态，不包括价值判断，一般地除了抵押、质押、担保等情形外，行为人占有他们的财产的目的是为了使用财产，即从占有权能够引申到使用权。刑法上的“占有”，实际上是指全面行使物的所有权，包括对物的交易、赠与、抛弃等;民法上的“占用”刑法上的“非法占有”不同。正确区分这两种概念的区别，不会错误地将民法上的占有、占用认定为刑法上的占有，从而将合同欺诈行为认定为合同诈骗行为。一些地方，存在着利用签订合同，骗取对方的预付款，供自己经营使用或者进行其他牟利活动，当对方催促履行合同时，则以各种借口推脱，在获利后再归还对方的预付款，即所谓“借鸡生蛋”的这种情形。对这种情况，笔者认为，如果能够还款，除借用财物进行违法犯罪这种情形外，都是非法占用，是合同欺诈行为，如果不能够还款，则由于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构成合同诈骗。对此，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1998年6月25日《关于审理诈骗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讨论记要》作了规定，“行为人无履约诚意，并不代表其一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行为人只想暂时‘占用’他人财物，无‘非法占有目的’的行为不能构成合同诈骗罪。”最高人民法院1996年12月18日《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则规定的更为详细，“使用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款、货物、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致使上述款项无法归还的，就可认定为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三、合同诈骗罪的数额
　　成立合同诈骗罪的条件之一是“数额较大”。合同诈骗涉及三种数额，即受骗损失数额，实骗数额和行骗数额。
　　受骗损失数额指犯罪分子的诈骗行为实际造成的损失数额;
　　实骗数额即受骗者被骗而实际交付给犯罪分子的财产数额;
　　行骗数额指犯罪分子主观上预计到的诈骗的总的数额，一般是指合同标的额。
　　多数情况下，受骗损失数额与实骗数额是相同的，但也存在受骗损失数额大于实骗数额的情形，如资金被骗走，工厂、企业无流动资金，造成了停产、破产，受骗损失数额大于受骗数额。行骗数额一般也是大于实骗数额，由于种种原因，行为人并不能全部取得意欲行骗的全部财物。对于以以上哪三种数额作为合同诈骗罪定罪量刑的依据，存在争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于 1996 年制定的《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诈骗数额应当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认定，合同标的数额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本人认为，对诈骗数额的认定应区分两种情况，在犯罪既遂的场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1996 年制定的《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在犯罪未遂的情况下，还是以诈骗分子行骗的合同标的数额认定诈骗数额更为科学。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成江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北京市国家公务员申诉控告暂行办法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京政办发(2001)12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国家公务员的合法权益，促进国家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公正、及时地处理国家公务员的申诉、控告，根据《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和《国家公务员申诉控告暂行规定》，结合北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申诉，是指国家公务员对国家行政机关做出的涉及本人权益的人事处理决定不服，向有关机关提出意见和要求。
本办法所称的复核，是指国家公务员对国家行政机关做出的涉及本人权益的人事处理决定不服，向原处理机关提出重新审查的意见和要求。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控告，是指国家公务员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领导人员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行为向上级行政机关或监察机关提出指控。
第四条 国家公务员提出申诉、控告，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国家行政机关处理国家公务员的申诉、控告，应当坚持有错必纠和依法、及时、适当的原则。

第二章 申诉
第五条 国家公务员对国家行政机关做出的涉及本人权益的下列人事处理决定不服，可以向原处理机关申请复核，或者向有管辖权的机关提出申诉。
（一）行政处分；
（二）辞退；
（三）降职；
（四）年度考核定为不称职；
（五）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出申诉的其他人事处理决定。
第六条 国家公务员申请复核，应当在接到国家行政机关的人事处理决定之日起30日内提出。
第七条 国家公务员申请复核，应当递交复核申请书，同时附上原处理机关的处理决定（复印件）。原处理机关有提供处理决定（复印件）的义务。复核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内容：
（一）申请人的姓名、单位、职务及其他基本情况；
（二）申请复核的事项、理由及要求；
（三）提出复核申请的日期。
第八条 原处理机关在接到国家公务员递交的复核申请书后，应指定原承办人以外的2名以上的人员进行复核。原处理机关应当在30日内做出复核决定，其中对于“年度考核定为不称职”提出的复核申请，原处理机关应当在10日内做出复核决定。复核决定以书面形式通知申请复核的国家公务员。
第九条 国家公务员对原处理机关做出的复核决定不服，可以向有管辖权的机关提出申诉。
国家公务员对国家行政机关做出的属于“年度考核定为不称职”的人事处理决定不服，需经过申请复核程序后，方可向有管辖权的机关提出申诉。原处理机关拒绝受理，或原处理机关在10日内未做出书面复核决定的，可直接向有管辖权的机关提出申诉。对其他的人事处理决定不服，可以不经复核程序直接向有管辖权的机关提出申诉。
第十条 国家公务员对国家行政机关做出的属于行政处分不服的申诉，由同级人民政府人事部门或监察机关负责受理。
对监察机关做出的行政处分不服的申诉，按监察部门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一条 国家公务员对本人所在的政府工作部门做出的人事处理决定不服的申诉，由同级人民政府人事部门受理。
第十二条 国家公务员对区、县人民政府做出的人事处理决定不服的申诉，由上一级人民政府人事部门受理。
第十三条 国家公务员对实行垂直管理领导体制的市级行政机关做出的人事处理决定不服的申诉，由同级人民政府人事部门受理；对区、县分局及直属机构做出的人事处理决定不服的申诉，由市主管机关受理。
第十四条 市人民政府人事部门负责对区、县人民政府人事部门和实行垂直管理领导体制部门的申诉工作进行指导、检查。对于事实不清，程序不合法，适用法规明显不当的申诉处理决定，有权建议受理机关重新审理。
第十五条 国家公务员提出的申诉应当在接到行政机关人事处理决定之日起30日内或者接到复核决定之日起15日内提出。因不可抗力等正当理由在规定的期限内未能提出申诉的，经受理机关确认可以延长期限。如申诉人无正当理由，超过规定期限提出申诉，受理机关可以不予受理。
第十六条 申诉应当由受到人事处理的国家公务员本人提出，如本人丧失行为能力或者死亡，可以由其近亲属代为提出。
第十七条 国家公务员提出申诉时，应当向受理机关递交申诉书，并附上原处理机关做出的人事处理决定（复印件），对复核决定不服的申诉还应当附上复核机关做出的复核决定（复印件）。原处理机关有提供处理决定（复印件）的义务。申诉书应当载明下列内容：
（一）申诉人的姓名、单位、职务及其他基本情况；
（二）原处理机关的名称；
（三）申诉的事项、理由及要求；
（四）提出申诉的日期。
第十八条 对国家公务员提出的申诉，受理机关应当在接到国家公务员申诉书之日起15日内，区别不同情况，做出如下处理：
（一）予以受理，并立案审理，同时告知申诉人；
（二）不予受理，应当以书面形式告知申诉人，并说明理由；
（三）申诉材料不齐全，限期补正，过期不补正的视为不再申诉。
第十九条 对决定予以受理的申诉，受理申诉的机关应当在接到国家公务员递交的申诉书后的60日内，做出处理决定。特殊情况，办理期限最长不得超过90日。
第二十条 受理申诉的机关对涉及国家公务员申诉的事项，有权进行查询和调查。被申诉的机关应当给予配合并提供相应的证据和文件。
第二十一条 受理申诉的机关在决定受理国家公务员申诉后，应当组成临时性公正委员会，负责审理国家公务员的申诉案件，提出具体处理意见。
第二十二条 公正委员会一般由政府人事部门中与申诉事项有关的工作机构的负责人组成。必要时，可以吸收政府其他工作部门的有关人员参加。
公正委员会一般由5至7人组成，组成人数必须是单数。主任、副主任由负责受理国家公务员申诉工作机构的负责人担任。
第二十三条 公正委员会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可以举行听证会，进行案件调查。听证会由公正委员会主任或者副主任主持。
第二十四条 公正委员会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应当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对案件处理提出明确意见。案件审理结束后，公正委员会应当向受理申诉的机关提交审理报告。
审理报告应当载明下列内容：
（一）申诉人的姓名、单位、职务以及其他基本情况；
（二）提出申诉的事项、理由及要求；
（三）公正委员会成员的姓名、单位及职务；
（四）审理的时间；
（五）审理情况概要；
（六）公正委员会的处理意见。
第二十五条 受理申诉的机关，应当对公正委员会提交的申诉审理报告进行审核，并区别不同情况，做出下列决定：
（一）原处理决定正确的，维持原处理决定；
（二）原处理决定所列事实不存在的，撤销原处理决定；
（三）原处理决定所列事实不清楚，证据不足，或者违反规定程序的，建议原处理机关重新审理；
（四）原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不当或者处理明显不当的，直接变更原处理决定或者建议原处理机关予以变更。
受理申诉的机关做出的申诉处理决定，为最终决定。
第二十六条 受理申诉的机关做出申诉处理决定后，应当制作国家公务员申诉处理决定书。申诉处理决定书应当载明下列内容：
（一）申诉人的姓名、单位、职务及其他基本情况；
（二）原处理机关的名称，以及做出人事处理决定和复核决定所认定的事实、理由及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
（三）申诉的事项、理由及要求；
（四）受理申诉的机关认定的事实、理由及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
（五）受理申诉的机关做出的处理决定；
（六）做出决定的日期。
第二十七条 受理申诉的机关应当在案件审理结束后10日内将申诉处理决定书送达申诉人和原处理机关。
原处理机关应当将申诉处理决定书存入国家公务员的个人档案。
第二十八条 国家公务员在复核及申诉期间，原处理决定不停止执行。
第二十九条 国家行政机关不得因国家公务员提出申诉，而加重对国家公务员的处理；受理申诉机关在审理申诉案件中，不得因原处理机关做出的处理决定过轻而要求原处理机关加重对国家公务员的处理。
第三十条 在受理复核申请和申诉的机关做出处理决定之前，国家公务员可以撤回复核申请或申诉。要求撤回复核申请或者申诉的，必须以书面形式提出。受理复核和申诉的机关在接到国家公务员关于撤回复核申请或者申诉的申请书以后，应当停止审理工作。
第三十一条 受理国家公务员申诉的工作人员，必须符合国家公务员回避的有关规定。
第三十二条 国家行政机关和监察机关受理国家公务员申诉案件不适用调解。

第三章 控告
第三十三条 国家公务员对于国家行政机关及其领导人员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行为，可以向上一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提出控告。
第三十四条 控告应当由受侵害的国家公务员本人提出，如本人丧失行为能力或者死亡，可以由其近亲属代为提出。
第三十五条 国家公务员提出控告，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国家公务员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且本人认为侵害权益的行为是违法违纪的；
（二）有明确的被控告机关或者被控告人员；
（三）被控告的机关和人员属于受理控告的机关管辖。
第三十六条 国家公务员提出控告应当递交控告书。控告书应当载明下列内容：
（一）控告人的姓名、单位、职务及其他基本情况；
（二）被控告机关或者领导人员的名称等基本情况；
（三）控告的理由和要求；
（四）提出控告的日期。
第三十七条 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接到国家公务员的控告书后，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控告人提供的情况进行初步审查、判断。对需要立案的，应及时立案。
第三十八条 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对国家公务员提出的控告决定立案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调查处理政纪案件的规定和程序进行调查、处理。
第三十九条 受理控告的机关对国家公务员提出的控告立案审理后，应当区分不同情况做出处理决定，并将处理决定以书面形式送达控告人、被控告机关、被控告人和被控告人所在的机关。
第四十条 有关机关和人员在接到处理决定后，应当在规定的时限内执行，并将执行情况通报给做出处理决定的机关。
第四十一条 受理控告的机关对依照本办法提出控告的国家公务员应当予以保护，不得歧视、刁难。对国家公务员提出的控告，不得置之不理或者敷衍塞责，不得将控告材料转给被控告人。

第四章 责任与处理
第四十二条 国家行政机关对国家公务员处理错误的，应当及时予以纠正；造成名誉损害的，应当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负赔偿责任。
第四十三条 国家行政机关对国家公务员处理有误，且不按上级机关决定给予纠正，或者对申诉人、控告人进行打击报复的，上级主管机关必须追究直接责任者和负责人的责任，必要时给予行政处分；触犯刑法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 国家公务员在申诉、控告中捏造事实、弄虚作假、陷害他人的，国家行政机关要根据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或者行政处分；触犯刑法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国家和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予以赔偿；给他人造成名誉损害的，应当公开赔礼道歉，挽回影响。

第五章 附则
第四十五条 各级行政机关受理申诉、控告案件实行备案制度，办结案件后1个月内报市人事局备案。
第四十六条 本办法由北京市人事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2001年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