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行政诉讼制度的禁区——内部行政行为的可诉性探析

任玉林


论文提要：
　　长期以来，内部行政行为一直是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禁区、司法审查的盲点和真空，与法治国家的要求极不适应，既不利于对广大公务人员合法权益的保护，也不利于行政机关职能的有效发挥。本文从能动司法理念和最高人民法院积极探索审理新类型行政诉讼案件的要求出发，结合行政诉讼法实施二十年来的现实情况，引用大量数据和文献资料，着重从内部行政行为对相对人的影响性质和程度的视角，对内部行政行为的内部状况进行了深入探析，认为对相对人有重大不利影响的内部行政行为明显区别于其他类型的众多内部行政行为；强调封建官本位思想和行政机关的反对是导致我国内部行政行为长期不可诉的深层根源，同时从理论依据、现实需要、观念接受、能力胜任、国外经验等多方面对内部行政行为的可诉性作了分析；并对如何将内部行政行为纳入诉讼的一系列具体问题如受案范围、程序衔接、内部规定的审查以及对上级指示诉讼的审理等进行了研究，以期对已正式列入立法规划的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的修改工作及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全文共9992字。

　　长期以来，内部行政行为一直是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禁区，权力在行政机关内部封闭运行，是司法审查的盲点和真空，而行政诉讼作为公民的维权利器，在该领域长期闲置，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与法治国家的要求极不适应。根据能动司法理念和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行政审判工作意见中积极探索审理新类型案件的要求，深入探析内部行政行为的可诉性问题很有必要。
　　一、内部行政行为的内部状况探析
　　何谓内部行政行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不同版本的教科书也有不同的定义和解释，有的教科书甚至还无视基本法律事实，认为行政行为都是针对外部的，否认内部行政行为的存在。普遍认为这类行为属“有特别权力关系”的行为，德国称之为“高权行为”。 简明的认识就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务中对其内部事务所做出的处理行为。 其特征和要件主要有：当事人之间的地位极不平等，作出行为的主体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主要是领导），行为的直接相对人是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间接相对人则可能是行政机关外的自然人或组织，双方之间的主要直接关系不是一般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而是命令与服从的关系；行为发生在执行公务中；行为的直接内容是行政机关的内部事务。以上要件必须同时具备，如果行为的直接内容不是行政机关的内部事务，相对人即使是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该行为也不是内部行政行为，如公安机关对违反治安管理的警察的处罚，就属外部行政行为。内部行政行为也有作为和不作为两种形态，如未按规定确定公务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就是典型的不作为。
内部行政行为的内部情况比较复杂，依据不同的标准对其可作不同的分类，最基本的分类是以相对人是否特定为标准分为抽象内部行政行为和具体内部行政行为；参照德国乌勒教授对特别权力关系的分类，可分为基础（人事）关系内部行政行为和管理（工作）关系内部行政行为，前者如公务员的任命、调职等，后者如上级对下级工作上的指令、训斥等；按行政机关的纵向管理关系可分为上下级机关内部行政行为和本机关内部行政行为。
　　以上分类各有优点，各从不同的角度对内部行政行为进行了透析，但从诉讼角度来看，都有一个共同缺陷，就是不能揭示出行为对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影响性质和程度，就是德国的“重要性理论”，也只关注了影响程度，而没有揭示出影响的性质，事实上同一行为即使是奖励、任命，对不同相对人的影响性质和程度也是不同的。上述分类和理论都不能满足研究诉讼问题的实际需要。
笔者认为，可以影响的“不利与有利（受益）”性质为标准，将内部行政行为分为对相对人不利的内部行政行为（简称不利行为）和对相对人有利的内部行政行为（简称受益行为）；还可以影响的“重大与不重大（轻微）”程度为标准，进一步将其分为对相对人有重大不利影响的内部行政行为（简称重大不利行为）等四种行为，具体如下图所示：

　　不利与有利的判断标准一般是清楚的，至于影响重大与否的具体标准，则不能一概而论，有时要看当时当地甚至相对人自身的具体情况才能确定。这样分类而不再强调具体与抽象、人事与工作、上级与下级等分类，对研究内部行政行为的诉讼问题才有实质性的现实意义。
　　内部行政行为对相对人的人身或财产等方面毫无疑问都有影响，但其影响的性质和程度各不相同。惩处与奖励对相对人的影响截然不同，同样是上级指示，命令下级开除与提拔某人对其影响不可同日而语。即使是对相对人不利的内部行政行为，其不利的影响程度也有很大差别，如同是管理行为，扣1000元与10元工资，对靠工资养家糊口的公务人员来说有着明显不同；同属人事处理中的行政处分，开除与警告对公务人员的影响是天壤之别，而开除学籍、不予颁发毕业证和学位证等行为，足以影响或改变一个人的前途和命运。这样一比较，我们就会发现有一类内部行政行为对相对人的影响明显与众不同，这就是对相对人有重大不利影响的内部行政行为，相对人诉与不诉的需求也就很明确了。
二、内部行政行为的可诉性探析
　　早在1989年制定行政诉讼法时，立法机关就采取了既谨慎务实又具有前瞻性的态度， 从该法颁布实施至今20年来，关于内部行政行为是否可诉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现在被动司法已不能适应现实需要，因此提倡能动司法，过去的一些制度已不能解决当下的问题，所以强调制度创新。时至今日，虽然从行政诉讼法到司法解释依然明确规定内部行政行为不可诉，但笔者认为对此问题应该重新审视，从多方面深入探讨。
　　（一）不可诉的主要原因和理由
　　1、封建官本位思想是不可诉的思想根源。许多学者认为，在我国内部行政行为之所以不可诉，主要是受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影响， 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只是19世纪才产生的西方理论，在许多方面与我国的传统观念高度暗合，它虽然对我国也有一些影响，但我国内部行政行为不可诉的真正思想根源是我国本土千百年来固有的封建传统官本位思想，这种思想观念根深蒂固，民间至今还有“官前头、马后头”的戒言。这是中国特有的国情，谈任何事情都绕不开它，离开此点，无论怎么讲都有隔靴搔痒之感。可以说20年前颁布行政诉讼法对具体行政行为可诉就已经是很大的历史进步了。
　　2、行政机关的反对是不可诉的现实根源。行政权力的扩张在大多数国家是趋势，行政机关不愿受限制是其本质属性或称天性，在世界各国都是这样，我国也不例外。当年制定行政诉讼法时就有几百官员联名上书中央明确表示反对， 最终规定对规章“参照”适用也是博弈的结果； 行政程序法历时25年至今仍未出台的根本原因也是行政机关的重重阻力。 反对内部行政行为可诉的主要声音依然来自行政机关，行政机关认为诉讼会影响其权威和效率，其内部问题内部处理是天经地义的。
以上两点是内部行政行为不可诉的深层次原因，基于此还有一些表面理由如：公务员法、公务员处分条例和监察法等法律法规对内部行政行为已规定了系统的行政救济措施，没必要再纳入诉讼程序；内部行政行为种类多数量大，法院承受力有限等。
　　（二）可诉的主要理由
　　1、理论依据。行政法的基础理论控权论认为，行政法是控制行政权，防止行政权滥用，以及当行政权被滥用时如何予以补救的法；平衡论认为，行政法是平衡公益与私益的法；服务论认为行政职权的行使不得超越法律授权的范围，更不得对人民的自由和权利造成侵害；控权-平衡论认为，平衡是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均至最大值时的状态。 行政诉讼制度是控制行政权、平衡各方利益的有效手段。公务人员具有双重身份，也是劳动者和公民，因其公务人员身份，要承担比一般公民更繁重的义务，如行政处罚法规定了多种因不当执法行为给公务员以处分或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追偿制度确定，赔偿义务机关赔偿后应当责令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公务员承担部分或全部赔偿费用，公务员同时还要承担行政处分或刑事责任。公务人员以其财产和人身最终为其职务行为承担责任，义务显然是很重的，但其权利被内部行政行为侵害时连一般公民都有的诉权都没有，公益和私益明显是不平衡的，因此有人戏称“公务员有时还不如打工仔，是人权保护的‘灯下黑’”。
《世界人权宣言》第8条宣称：“任何人在其宪法或法律所赋予的基本权利遭受侵害时，都有权享受合格的国家法庭对这种侵害行为做出有效的救济。”有权利就有救济，只要权利被侵害就可以诉讼，这是最基本的诉讼理论。公务人员对侵害其权利的内部行政行为享有一定的诉权应该是其基本权利，内部行政行为与外部行政行为相较，除相对人的身份有些不同外，并无二致，同样具有可诉性，行政相对人无论是外部相对人还是内部相对人的权利都应受司法保护。
　　2、现实需要。存在决定意识，将内部行政行为纳入诉讼的最大理由就是现实需要，主要表现在：
——现实中有众多的内部行政侵权行为需要司法救济。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材料显示，有70%的举报人受到打击报复，其中相当部分是行政机关领导人滥用权力授意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做出行政决定，用貌似“合法”的内部行政行为手段，对内部举报人进行“隐性打击报复”，特别是那些拥有“人事调配权”的被举报人，往往以“工作需要”的名义，为举报人量身定做各种“玻璃小鞋”，对其做出职务任命上的调、降、停、撤决定，或者对其提拔进行关、卡、压，或者借机将其转岗、下岗、不提级、不晋升、扣发奖金，甚至解聘、辞退、开除，检察机关认为这种行为隐蔽性很强，处于法律救济的“边缘死角”； 有些行政机关把对内部人员的经济处罚作为推动工作的“杀手锏”，如有的乡镇政府、学校擅自出台内部规定，对没有完成工作任务的干部、教师罚款或扣工资、强令工作人员为完成某项任务（如当年为征收农业税费，现在为征收新农保保险费、社会抚养费等）以个人名义贷款，且数额高达千元以上或几万元，还有个别数额较大的强制捐款行为，对靠工资生活的公务人员来说影响甚大；上级机关及其领导对下级机关的工作指示也有很大的随意性，一个电话就在无形中剥夺了相对人的重要权利;据统计，1993-2002年全国共处分公务员149929人，平均每年约1.5万人，每年受处分人数约占公务员总数的3%左右， 如此多的行政处分行为，当然大多数可能是正确的，但也难免其中有些是不准确的，从而对公务员的权利造成侵害。
内部行政行为对相对人的侵害在社会上看是隐性的。与普通公民的起诉、诉诸媒体、上访甚至闹访的张扬性维权方式截然不同的是，面对不公正的处理，基于现行制度和“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的生活哲学及日后自身利益的考虑，绝大多数相对人自然而然选择的是明哲保身，默默忍受。从而不可避免的将不满情绪渲泻到工作中，常规表现为敷衍了事、消极怠工，极个别人也会采取非理性极端方式。而行政机关的职能依靠公务人员来完成，他们是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一旦不能正常发挥作用，便会影响行政机关职能的发挥乃至整个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因此对内部行政行为一概不纳入诉讼则对3600多万公务人员的权利保障不力，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对行政机关的工作效率和效果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现有救济措施不能有效解决问题。现行制度下，外部行政行为侵权的主要救济途径有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还有国家赔偿；管理者对劳动者内部处理的主要救济途径有劳动仲裁和民事诉讼，都接受司法审查。唯独对公务员内部处理的救济只有向原处理机关申请复核，向同级公务员主管部门、上级行政机关和监察机关申诉的内部途径，不受司法审查，也未纳入国家赔偿，就连行政机关内部相对正规的监督程序即行政复议也不能申请。权力只在行政机关内部封闭运行，成为名符其实的“家法”，对相对人很不公　平，在法律制度上也不平衡。
　　法律法规尽管规定了一系列行政救济措施，表面上看来相当系统严密，但其最大的问题是行政机关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真正起作用的并不多。任何一种行政救济措施都没有诉讼哪样公正、公开和权威，两种程序的保障力度是大不相同的，对簿公堂才是有效的维权方式。
　　3、观念接受。封建官本位思想一直是新中国努力破除的腐朽落后思想。行政诉讼法施行20年来，全国法院审理了大量的行政案件，尽管同民刑案件相比，行政案件的审理还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还是取得了较大的成果和长足的进步。据统计， 2009年全国法院共受理一审行政案件120312件，是1990年13006件的9.3倍，案件类型几乎涉及到所有行政管理领域。大多数行政机关对作为被告应诉已经适应，许多地方政府还专门对行政首长出庭做出了规定，江苏省海安县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2006年就达到了72.1%，可以说民告官的观念现在已基本深入人心。
　　制定行政诉讼法时，将内部行政行为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的立法理由是“为了保障行政机关有效地行使行政职权”， 同外部具体行政行为纳入诉讼已20多年并未影响行政机关的权威和效率一样，将内部行政行为纳入诉讼，也不会影响行政机关的权威和效率，反而会促使其依法行政，树立更高的权威，因为行政机关不可能在诉讼中全都败诉，对合法适当的行为法院就会维持。2009年全国法院审结的一审120530件行政案件中，判决维持和驳回起诉即行政机关绝对胜诉的共计27014件，占全年结案数的22.4%；而撤销、确认违法无效、履行法定职责和赔偿即行政机关绝对败诉的共计11260件，占全年结案数的9.3%，从整体上看既支持了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又维护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是双赢的效果。
　　4、能力胜任。从1982年开始建立行政诉讼制度以来，全国各级法院都设立了行政审判庭，积累了许多审判经验，行政审判力量现已逐步壮大。与民刑案件相比，我国行政案件的收案数相对还是较少的， 2009年是民事案件的2%、刑事案件的16%、总收案数的1.8%，部分地方法院受理的行政诉讼案件相当少，行政庭的主要工作是在办理非诉行政案件，如笔者所在的定西市两级8个法院2009年共受理一审行政诉讼案件53件，最多的法院也只受理了16件，就是市中院也仅受理了15件，有两个县法院的受案数还为零，其他法院也均不到10件，而非诉行政案件却高达455件，是诉讼案件的8.6倍， 行政审判资源实质上基本闲置的情况由此可见一斑。20多年的实践证明，当初有人担心的一旦开启行政诉讼之门，大量行政纠纷将涌入法院、法院不能承受的局面并没有出现，基于内部行政行为的特点，将其纳入诉讼不会造成行政案件的大幅增加也是肯定的，现在法院完全有能力胜任。
　　5、国外经验。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大多数都对内部行政行为规定了一定的司法审查程序，体现了司法最终救济原则。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历来不为英美法系国家所采，如美国公务员对人事行政行为不服，经向考绩制度委员会申诉之后，可依《美国法典》第7703条的规定向法院起诉。该理论的影响已经式微，受其影响的国家都已对其进行了修正，法国公务员可以通过诉讼向法院请求保护，如部长拒绝给予公务员根据法律和条例规定应得的报酬，该公务员可以提起完全管辖或越权之诉；德国公务员法已将任命、命令退休、免职、撤职等行政行为规定为可诉的行为；日本司法权也介入了行政机关与公务员关系领域。
　　综上所述，我国的现实情况需要能动司法，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是趋势，内部行政行为不可诉的禁区在实践中早已被突破，如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案，在十年前就已开内部行政行为诉讼的先河。我国行政诉讼制度草创时期必须考虑的一些因素已不存在，内部行政行为的可诉既有现实需要，也有理论支持，还有国外经验可鉴，障碍现已不大，多年的行政审判经验和成果已为其打下坚实基础，将内部行政行为纳入诉讼的时机已经成熟，修改行政诉讼法时对此应充分考虑。
　　三、内部行政行为如何诉探析
　　将内部行政行为纳入诉讼，既是理论问题，又是实践问题，在制度设计上一定要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得研究解决一系列具体问题。
　　(一)受案范围。“尽管不同政体下，法律希冀达到的具体目标各不相同，但它总要在合理范围内寻求一个恰当的平衡点，为各类人群留下生存余地。” 内部行政行为的情况较为复杂，不能简单地搞一刀切，要作具体分析。既要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又要确保行政机关依法有效地进行行政管理，这就要正确处理审判权与行政权的关系，不能使审判机关代替行政机关行使权力。内部行政行为全部不可诉不行，全部可诉不现实也不必要，只有对部分即对相对人有重大不利影响的内部行政行为可诉亦即有限可诉才较为合理可行，这应该就是我们目前寻求的“平衡点”。
　　具体来说，目前应纳入诉讼的对相对人的人身和财产等权利有重大不利影响的内部行政行为主要有：《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6条等规定的降级、撤职、开除处分；《公务员法》第90条规定的辞退、降职、免职、申请辞职或提前退休未予批准和未按规定确定或者扣减数额较大的工资、福利、保险待遇及奖金和津贴等人事处理；滥用行政权对相对人数额较大的罚款、强制贷款和捐款；根据国家赔偿法对公务员数额较大的追偿行为等。而对其它对相对人无重大不利影响的行政行为如奖励、定期考核定为不称职、警告、记过、记大过及日常管理等行为则不必纳入诉讼。需要说明的是，从理论上讲，所有对公务人员有重大不利影响的内部行政行为均可诉，但考虑到我国党管干部等现实情况和实际操作的难度，调职和任命行为虽然对相对人的影响很大，这方面的不正常甚至腐败现象也相当严重，很早以前就有学者认为应将其纳入司法审查， 笔者认为这种想法很好，对防治买官卖官等腐败行为也有很大的作用，但很不现实，不要说目前就是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将该行为纳入诉讼的条件都不成熟，稳妥渐进一直是我国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原则方式。
　　这里仅是列举说明，现实情况是复杂的，随着形势的发展，可诉的内部行政行为还会逐渐增多。这就涉及到受案范围的规定方式问题，行政诉讼法采取的概括加列举式有缺陷，立法者不可能准确地列出现实中所有可诉的行政行为，有学者认为最好是采用概括式，但笔者认为采用概括加排除式即《行诉解释》确定的方式比较符合我国目前实际，具体可规定对相对人的重大不利行为可诉，对轻微不利行为、受益行为及调职、任命行为不可诉。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还有数量庞大的“准公务员”，如聘任制公务员、行政机关中的事业编制人员、法律法规及规章授权的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和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群众团体机关以及学校、医院中除工勤人员外的工作人员。2005年就有人统计全国事业单位有125万个，人数已超过3035万人，是公务员的4.3倍，占财政供养人数的近80%，其领导等人还享有行政级别并占当地同级干部职数。“准公务员”与正式公务员除在人为设置的名义上有区别外，在管理模式和履行职责上并无实质不同，对上述类似公务员的重大不利准内部行政行为也应当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而现行制度中其人事争议适用民事诉讼程序是不妥当的，对所有公务人员对内部行政行为的诉讼应统一适用同一程序即行政诉讼程序。
　　(二)程序衔接。由于现行法律对内部行政行为规定了系统的救济程序，为了维护法律的稳定和行政机关的权威与效率，因此应当重视诉讼程序与现有内部行政救济程序的有效衔接问题。可考虑将内部的申诉等程序前置于诉讼，也可将部分内部行政行为纳入行政复议范围，把复议也前置于诉讼，在相对人穷尽了内部救济措施后才可起诉，将诉讼作为其权利的最后保障，从而形成申诉—复议—诉讼的系统救济程序。这样既避免了相对人动辄诉讼，把相当部分内部行政纠纷消化在了行政程序内部，也可使部分纠纷有司法保障，还与劳动人事争议处理程序（仲裁前置）基本一致，从而使法律制度在整体上达到平衡。
　　(三)对内部规定的审查。现实中很多行政机关自行制定了许多内部规定，其形式五花八门，有时是正式文件，有时是会议纪要，有时甚至是领导的口头表述等。“县官不如现管”，这些内部规定在实践中往往执行得相当好，甚至比国家的法律法规政策执行得更有力，相当多的内部具体行政行为就是根据这些规定作出的。审查内部具体行政行为时，是无法绕开这些内部规定的，而这些规定就是内部抽象行政行为，对其也应进行司法审查。 “如果某一具体行政行为被撤销，而作为该行为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却仍然有效，实在于理难通。其结果必然导致相同的违法具体行政行为再现，产生不必要的重复诉讼，或者任其继续损害人民权益••••••而且使终审法院陷入尴尬境地。”
　　实践中，基于能动司法的理念，可以探索相对人仅就对其权益有重大不利影响的内部规定提起诉讼案件的审理。在法律未修改之前，作为权宜之计，参照《行政复议法》第7条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意见， 在审查内部具体行政行为时对相应的规章以下内部规定一并进行审查，在裁判理由中对合法、合理、适当的承认其效力；对违法的则予以否定。在必要时还可发司法建议，亦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全国法院开展“白皮书”活动的通知》发出相应的行政审判“白皮书”，建议有关机关对违法的内部规范性文件予以纠正。
　　(四)对上级指示诉讼的审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上级指示对下级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影响非常大，甚至超过法律法规。下级行政机关遇到不好解决的问题时经常习惯性地向上级请示，上级机关及其领导也时常对下级机关做指示，具体表现形式为批复、答复、批示、通知、命令等，有时是书面的，有时是口头的如电话指示等。其直接作用对象是内部相对人，最终作用对象则有时是内部相对人，有时是外部相对人。而该指示一旦对相对人的权益实际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便产生了可诉的问题。虽然法律及司法解释对此没有明确规定，但在审判实践中已有相关案例，如被姜明安教授称为“内部行政行为诉讼典型案例”的建明食品公司诉泗洪县政府检疫行政命令纠纷案。 由于下级机关对上级指示及命令负有服从和执行的义务，《公务员法》第54条也有“执行后果由上级负责”的规定，因此应把作出指示的上级机关作为被告， 把执行指示的下级机关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这样才能促使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减少或杜绝行政行为的随意性和上级机关滥用职权。
　　四、结语
　　突破现行行政诉讼制度禁区，将具有很大可诉性的对相对人基本权利有重大不利影响的内部行政行为纳入诉讼，对内部行政行为进行最低限度的司法审查，不仅必要而且可行。对此专家学者多年来就有不同角度和程度的论述，本文的探析尚属浅陋。但是无论多么优秀的法学理论研究成果，只有最终为立法机关所重视并采用，转化为具体的法律条文，在全社会广泛适用，才能最大程度地实现其价值。因此我们对已正式列入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的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和列入国务院立法计划的行政复议法的修改有着更高的期待。


江西省宜春市人民政府


宜府发〔2002〕15号

关于印发宜春市行政执法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现将《宜春市行政执法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OO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宜 春 市 行 政 执 法 暂 行 办 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行政执法和行政执法监督行为，保障法律、法规、规章的正确实施，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宜春率先在江西崛起的良好经济、社会软环境，更好地应对我国加入WTO后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江西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各级行政执法单位的行政执法和对行政执法的层级监督。
第三条 行政执法应当遵循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以及公正、公开、高效和管理与服务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实施本办法，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法制局承担具体工作。

第二章 行政执法单位和行政执法人员

第五条 本办法所称行政执法单位包括：
（一）具有行政执法权的行政机关（以下简称行政机关）；
（二）法律、法规授予行政执法权的组织；
（三）行政机关依法委托执法的组织。
第六条 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予行政执法权的组织，有权以自己的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并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
行政机关依法委托执法的组织，以委托机关的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并由委托机关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
第七条 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予行政执法权的组织，应当按照省人民政府的规定向同级政府法制局申领《江西省行政执法主体资格证》。
第八条 行政机关委托执法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委托执法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
（二）受委托组织是依法成立的管理公共事务的事业组织；
（三）履行书面委托手续，明确委托事项、权限和期限；
（四）人民政府委托执法的，应当将委托事项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行政执法部门委托执法的，应当将委托事项报同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行政执法部门备案。
不符合前款规定的委托执法，负责备案的机关应当及时予以纠正。需要变更委托事项或者解除委托关系的，由委托机关履行相应手续，并按前款第（四）项规定备案。
第九条 行政执法人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是所在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予行政执法权的组织或行政机关依法委托执法的组织的正式工作人员；
（二）有明确的行政执法岗位和具体的行政执法职责；
（三）熟悉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并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
（四）经综合法律知识和专业法律知识培训，并考试合格。
第十条 行政执法人员由行政执法单位按照省人民政府的规定，统一向同级政府法制局申领《江西省行政执法证》。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章 工作制度

第十一条 行政执法单位应当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在提高行政效率、充分保障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制定行政执法工作制度。
第十二条 行政执法单位应当建立行政执法公示制，将本单位的职责范围、行政执法依据、行政执法程序以及相关事项向社会公示。
第十三条 行政执法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建立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
第十四条 实行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行政执法单位应当将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自发布之日起1个月内，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或者同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行政执法部门备案。
第十五条 行政执法单位之间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出现分歧的，分歧各方应当主动沟通，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应当提请共同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或者同级政府法制局协调解决。在分歧没有协调解决之前，任何一方不得单方面下发排斥或者涉及其他方的法定职责权限的文件。行政执法分歧经协调达成一致意见的，形成协调纪要，有关方面应当自觉遵守；难以达成一致意见的，由同级人民政府或者有权决定的机关作出决定。
第十六条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罚款幅度较大的，行政执法单位可以结合实际在幅度内作出具体规定。

第四章 行政执法行为

第十七条 行政执法单位和行政执法人员应当文明执法，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赋予的权限履行职责，不得越权执法或者推诿、放弃法定职责。
第十八条 行政执法单位在调查或者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有着装的应当按照规定着装，主动出示行政执法证件，并说明调查或者检查的依据和理由。
行政执法人员不按照规定着装、不出示行政执法证件、不说明调查或者检查的依据和理由的，行政管理相对人有权拒绝调查或者检查。
第十九条 行政执法单位的具体行政行为应当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
行政执法单位使用的行政处罚法律文书，应当按照国家和省的统一规定执行；国家和省没有统一规定的，应当按照市政府法制局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 行政执法单位对依法受理的审批、许可、确认、裁决等申请事项，应当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期限内办理完毕；法律、法规、规章对办理期限未作明确规定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逾期不能办理完毕的，经行政执法单位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至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并告知申请人。
第二十一条 没有法律、法规、规章的明确规定，行政执法单位不得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第二十二条 行政执法单位收费、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或者扣留财物，应当依法进行，并按照规定向当事人开具法定票据、清单，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和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的规定。
第二十三条 行政执法单位在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执法单位应当组织听证。当事人不承担组织听证的费用。
第二十四条 行政执法单位和行政执法人员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同时，应当依法告知当事人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第二十五条 行政执法单位依职权作出有关民事责任的认定、裁决后，对当事人提出异议或者需要主张权利的，应当为其查阅、复制有关案卷材料提供方便，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除外。
行政执法单位依法作出行政管理相对人承担民事侵权责任的决定后，应当及时通知利害关系人，并为其查阅、复制有关法律文书提供方便。对无法通知到的，应当在一定范围内公告。
第二十六条 行政执法单位对上级行政执法单位或者其他行政执法单位，在本行政区域或者管理范围内依法实施的行政执法活动，应当予以协助和配合，不得利用职权维护本地区、本单位的不正当利益。

第五章 行政执法层级监督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所称的行政执法层级监督包括：
（一）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对所属行政执法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
（二）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所属行政执法部门对下级人民政府所属行政执法部门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
（三）行政机关对受委托组织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
政府法制局和行政执法部门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承担行政执法层级监督的具体工作。
第二十八条 行政执法层级监督的内容包括：
（一）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
（二）行政执法主体和程序的合法性；
（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四）行政执法单位履行法定职责的情况；
（五）违法行为的查处情况；
（六）其他需要监督的事项。
第二十九条 行政执法层级监督可以通过下列方式进行，有关单位和人员应当协助和配合：
（一）审查行政规范性文件；
（二）开展行政执法检查；
（三）调阅审查有关案卷、文件或者资料；
（四）对行政执法单位和行政执法人员进行考核或者向其了解有关情况；
（五）向行政管理相对人和有关单位进行调查；
（六）对有关问题组织调查或者督查处理。
第三十条 政府法制局和行政执法部门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的工作人员进行监督检查时，应当出示《江西省行政执法监督证》。
第三十一条 政府法制局和行政执法部门对行政执法单位和行政执法人员的执法违法行为，有权作出以下处理：
（一）责令立即纠正或者限期改正；
（二）责令履行法定职责；
（三）通报批评；
（四）暂扣行政执法人员的行政执法证件并通知其所在单位；
（五）依职权收缴或者提请发证机关收缴行政执法证件；
（六）提请同级人民政府或者有权机关变更、撤销违法行政行为；
（七）建议对有关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政府法制局和行政执法部门执行前款规定，可以向有关单位发出《行政执法监督通知书》。接到《行政执法监督通知书》的单位，应当严格按照通知书的内容执行，并在规定的期限内报告执行情况。
第三十二条 对备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政府法制局或者上一级行政执法部门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认为需要修改或者撤销的，可以要求发文机关修改或者自行撤销；对拒不修改或者自行撤销的，应当提请备案机关依法撤销。
第三十三条 政府法制局和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建立举报行政执法违法案件的受理查处和转办制度。
对行政执法违法案件的查处结果，能够反馈的，应当按照来件渠道和有关要求反馈。
第三十四条 行政执法层级监督中发现行政执法单位违反财经法规或者行政执法人员违法违纪的，政府法制局或者有关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及时通知或者建议审计、监察等专门监督机关处理，有关专门监督机关应当依法处理。必要时，政府法制局、有关行政执法部门可以会同或者协同有关专门监督机关依法组织调查。
行政执法层级监督需要新闻单位或者社会各界支持和配合的，有关新闻单位以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当予以支持和配合。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除依法纠正外，可由同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行政机关给予通报批评；对有关责任人员可视情节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一）发布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违法并拒不改正的；
（二）对依法负责组织实施或者配合实施的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执行不力或者不履行法定职责，造成某一方面行政管理秩序混乱的；
（三）不具备行政执法主体资格执法，或者越权执法，或者任用无行政执法证件的人员执法的；
（四）不文明执法，情节严重的；
（五）履行职务时不按照规定着装或者不出示行政执法证件的；
（六）对依法应当办理的事项拖延、拒绝办理，或者弄虚作假、违法办理的；
（七）对当事人进行处罚不使用罚款、没收财物单据或者使用非法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收财物单据的；
（八）违反规定自行收缴罚款的；
（九）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的；
（十）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罚款据为己有的；
（十一）使用或者损毁扣押财物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十二）违法实施行政处罚、行政征收、行政强制措施或者其他行政行为，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给人身或者财产造成损害的；
（十三）滥用职权，违法要求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履行义务的；
（十四）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或者不依法告知当事人享有的法定权利、非法剥夺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的；
（十五）无正当理由，逾期不执行对行政执法分歧的裁决或者《行政执法监督通知书》的；
（十六）不协助、不配合或者不接受监督的；
（十七）其他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
第三十六条 对本办法第三十五条所列行为，有关责任人员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行政责任：
（一）具体承办人直接作出的行为，该承办人承担全部责任；
（二）经审核、批准作出的行为，审核人、批准人承担主要责任，具体承办人承担次要责任，但由于具体承办人隐瞒真实情况致使审核人、批准人失误造成的行为，具体承办人承担主要责任，审核人、批准人承担次要责任；
（三）因有关负责人直接干预所作的行为，该负责人承担主要责任，其他有关人员承担次要责任，但有关人员对该负责人的错误提出过抵制意见的，不承担责任，有关负责人承担全部责任；
（四）经过行政执法单位集体讨论决定作出的行为，主持讨论的负责人承担主要责任，未提出过抵制意见的其他有关人员承担次要责任；
（五）对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作出该行为的行政执法单位主要负责人和主管负责人承担相应领导责任。
第三十七条 实施行政处分的权限和不服行政处分的申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市人民政府法制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