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比例原则概述

　　我国台湾地区著名行政法学者陈新民教授认为:“比例原则是拘束行政权力违法最有效的原则,其在行政法学中所扮演的角色, 可比拟‘诚信原则’在民法中居于‘帝王条款’之地位, 所以, 吾人称比例原则是行政法中之‘帝王条例’, 当不为过。”[1]比例原则作为行政法众多原则之一，其蕴含的精神对于依法合理行政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行政法意义上的比例原则，是指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应兼顾行政目标的实现和保护相对人的 权益，如果为了实现行政目标可能对相对人权益造成某种不利影响时，应使这种不利影响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和限度，使二者处于适度的比例。

　　比例原则具有实体和程序两方面的涵义。就实体而言，比例原则是指行政主体行政权力的行使，不能给相对人造成超过行政目的之价值的侵害，否则就不合比例。实体合比例主要是从价值取向上来规范行政权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合理关系。就程序而言，比例原则是指行政主体所采取的措施与要达到的行政目的之间必须具有合理的对应关系。由于任何实体性的结果都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序而达到，所以程序合比例是实体合比例的保障，实体合比例是程序合比例的最终体现。[2]

　　比例原则是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处理实际案件中通过判例发展起来而逐步得到广泛承认的一个基本原则，而非成文法明文规定的。从法制史的渊源上看，“比例原则”最早起源于英国大宪章中的一条规定，即：人们不得因轻罪而受重罚。比例原则最早是在德国警察法学中兴起，主要运用在限制警察的行政权力，作为审查警察采取的行政措施是否超过为了实现目的所需要的必要限度。后来随着这一原则在研究和实践中的发展，其影响渐渐超越了警察法领域，也超越了德国的地理疆域。现在很多国家如法国、英国、美国、日本、荷兰、西班牙、我国台湾等也将其作为行政法的重要原则之一。

　　二、比例原则的内容

　　比例原则最早由奥托迈耶提出。奥托迈耶在其名著《德国行政法》一书中提出比例原则并作出如下定义：“行政权力对人民的侵权必须符合目的性,采行最小侵害以及追求公益应有凌越私益的优越性”。所谓比例原则具体包括三层含义：1、行政机关采取行动的方法必须符合实现法律规定的目的，即行为方式具有适当性。如果一项行政权力的行使, 一个措施的采取不是为了达到法定目的,或者达不到法定目的, 则违反了妥当性要求, 从而违反了比例原则。比例原则中的特殊性最为明显地体现了依法行政原则的基本内涵。2、行政机关在若干适合实现法律目的的方式中，必须选择使用对相关当事人和公共利益造成损失最小的方式，即行为方式必须具有必要性。即为了达到法定的行政目的, 该项措施是给人民造成最小侵害的措施。换句话说, 已经没有任何其它的能给人民造成更小侵害的措施来取代该项措施了。3、这一必须采用的行为方式对个人所造成的损害与社会获得的利益之间应当成均衡，成比例。行政主体在行使某项行政权力前, 必须将行政目的达到的利益与给人民造成的后果之间进行权衡, 只有在证明行政目的重于所侵害的人民权利时才能采取; 反之, 则不能采取。

　　所以从广义上说，一个广义的比例原则就涵盖了行政法上的目的实现原则、最少侵害原则以及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均衡原则。若用我们中国人的一句古话来概括“比例原则”的内容，那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比较取其大”。就实体而言，比例原则要求行政权力的行使，不可给予相对人超过行政目的之价值的侵害，否则就不合比例。从程序而言，比例原则要求行政主体所采取的手段与要达到的目的之间必须有合理的对应关系。程序合比例加上实体合比例才能使比例原则最终实现。[3]

　　三、比例原则在行政法中的意义

　　首先，行政比例原则是公平与正义的具体化，有助于正义价值的实现。用破坏性极大的行政手段仅获得极小的行政目的，这实际上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尤其是在现代社会，自由与民主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行政权力的设置和行使也是为了人人更好的实现这一目标，所以行政权力对人的权利和自由的影响必须应当是适当的，合乎情理的，要追求一个最大效率的平衡点。同样，评价某一法律是良法还是恶法，也有赖于以比例原则衡量其正义价值。

　　其次，行政比例原则体现了公共利益的价值和对行政相对人利益的保护。法律的产生源于利益的分化、冲突, 法律的功能也就在于对不同利益群体的协调, 是对社会利益的一种重新分配, 法律工作无非是在不同的利益之间寻求一个最为有利的平衡节点, 使既存的紧张关系得以舒缓, 利益得以维持平衡, 社会得以井然有序地不断发展。比例原则恰恰以其突出对私人权益的保护为特点, 强调国家权力的行使应以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协调、平衡为基础, 既避免了过分强调公共利益使其成为凌驾于私人利益之上的堂而皇之的借口, 也避免了过分强调私人利益, 不利于社会整体价值目标的实现, 进而影响大多数人的利益。总的来说，比例原则要求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时要以牺牲行政相对人最小利益来行为，要公益与私益并重，从而消除了相对人不满和对立情绪，从而使社会秩序稳定。另外，比例原则也控制了行政违法和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控制行政主体的行为度，防止其滥用职权，从而也保护了行政相对人的权利。

　　再次，行政比例原则有助于实现行政程序与行政效率动态的比例平衡。程序和效率是一个矛盾体，他们之间的平衡制约关系直接关系着行政资源节约，行政目的实现和行政相对人保护等诸多要素的平衡。它适应了节约行政资源、提高行政效益的要求。比例原则的利益衡量、成本效益包含了以最小的行政投入取得最大的行政效益的要求。行政主体在比例原则的约束下,在实施行政行为时, 自觉对相关因素衡量斟酌, 趋利避害, 以同样或尽可能少的行政投入创造最大的行政利益。

　　众所周知，现代法制建设就是以人民权利为本位，所以人民谋求生存、自由、发展以及幸福的权利应当得到国家的最大限度的尊重。由此可见，随着现代行政法的发展和完善，比例原则也将同合法性原则、合理性原则一样日益走进各国包括我国的行政法和行政法学中去，是民众的利益得到更进一步的保障。

　　四、比例原则在我国的体现和展望

　　通过对比世界各国的行政法实务，我们可以发现比例原则在他们的法律中是作为一项极其重要的原则而存在，比例原则在行政法律实务中也发挥着重大作用。但在我国目前，比例原则并未被我国学界所普遍重视，比例原则更多的时候只是作为一种理论在加以研究，还没有完全渗透进司法实践中去。比例原则在司法、行政过程中究竟发挥了多大的作用，我们也不得而知，但情况肯定是不容乐观的，我国目前正在积极构建法治社会，作为行政法中的重要原则务必要加以重视，应当将比例原则的精神和内涵贯彻到实务中去，才能真正发挥比例原则的效用，促进行政的合理健康发展。

　　但是仔细研究一下我国现有的行政性法律规范, 也不难发现, 比例原则的因素已经开始出现。例如《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第4 条规定: “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 应当以制止违法犯罪行为, 尽量减少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为原则。”《行政处罚法》第4 条规定: “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根据, 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行政复议法》第28 条规定, 具体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的,行政复议机关可以撤销或变更。但是, 由于对一些法律术语缺少具体的评价标准, 使其在实践中很难操作, 而比例原则则能为此提供具体的标准。因此随着现代行政法的发展以及行政法治的日益健全, 特别是司法审查制度的日益完备, 比例原则将以其内容明确、操作功能强而日益走进我国的行政法和行政法学中去。具体如下：

　　1、国家在进行行政立法时，首先就应当将比例原则纳入视野中，通过比例原则来考察法律规定的合理性和效率，来审视该项行政立法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目的，是否是产生最小损害的方式等一系列问题。法律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手段，其作用的结果在于对某些人赋予权利的同时，对另一些人科以义务。行政法律也不例外，但基于行政法律关系的特殊性，更需要对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加以调整以达到平衡，而平衡的标准即可适用比例原则。

　　2、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基于行政自由裁量权易被滥用的特征，为杜绝行政执法主体的不法行为，提高行政执法水平和质量，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犯，适用比例原则有助于解决问题。因此比例原则适用于行政自由裁量权领域时要求行政机关在选择执法的方式、方法和范围、幅度时，必须注意把握合理的分寸和尺度。

　　因为行政法律设定的规则往往具有较大的弹性，当某一项事实发生而需要适用行政法律法规时，行政主体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而为了避免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过度膨胀而导致的损害公民合法权益现象的发生，要求行政主体在适用法律法规时体现比例原则的要求。[4]拿行政处罚来说，其作为对公民权益剥夺的一种处罚方式，务必对其行使方式，限度加以严格控制，当违法行为发生需要实施行政处罚时，务必结合该违法行为的性质、情节、社会危害性、损害后果等因素选择最合适的惩罚力度，这样才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才有利于行政法效能的最大发挥。

　　3.在行政司法中，行政工作人员以准法官的身份出现，由于他们毕竟不是专职法官，正确适用比例原则，可以弥补他们在这方面的欠缺，使他们在做出复议决定或行政裁决时有一个较客观、易把握的判断标准，并据此作出公正的决定或裁决。比例原则不仅有助于行政机关公正执法，也有助于人民法院公正司法。比例原则在行政审判中的适用，可以弥补成文法律的不足，使法官在对某一具体行政行为作判断时，可以依据较客观的判断标准；同时，比例原则也可以约束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从而实现公正裁判，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在行政立法、执法、司法的过程中有着巨大的指引和保障作用，它为行政合理合法性原则做了铺垫，为法律的公平公正性提供了价值标准，在我们国家的法治建设中，务必对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予以足够重视，并保证比例原则在实践中能够得以发挥功效，以此促进我国的行政法治发展。

　　参考文献

[1] 陈新民.行政法学总论[M]

[2] 黄学贤.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研究[J].法律科学：2001（01）

[3] 晏韬.论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J].法制与社会：2010（07）

[4] 薛建龙.略论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J].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03）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实现人力资源管理法治与道德的统一

张喜亮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各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理念逐渐形成。在总结经验的同时还必须看到存在一些问题。曾几何时，似乎全社会都鼓吹的我国劳动力价格低廉的竞争优势，致使人力价值被严重低估。

　　回想当年，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改革目标是改革那些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环节。可是，在实践中似乎是在绞尽脑汁地采取各种手段改革生产力：不思从提高管理水平和依靠职工方面推动发展，却专注于迫使职工服从和几乎是无节制地降低人工成本；从推销满负荷工作法到超负荷工作；从减员增效到压缩甚至取消福利，劳动强度不断加大；不顾职工的心理和身体的承受能力，以罚款代替教育，一味地实行“强权”管理，甚至提出“今天不拼命干工作明天即拼命找工作”的口号，实施所谓看似合理的“末位淘汰”等等。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必须用科学发展观进行反省。

　　科学发展观要求人力资源管理必须“人本至上”

　　所谓人本至上，是相对于物质至上而言的，要求我们必须从人的本性、人的文明出发思考问题，而非物质的最大化。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管理者一定要懂得“惜民力”、“仁者爱人”。我国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但是，这不能是挥霍人力资源的依据。物欲横流并非英雄本色，人性文明才是天理的映照。

　　从人的本性而言，他人的生存正是自己生存和生存意义的前提，这是人的社会性之本质所决定的。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既是我们重塑社会意识形态的基础，也是新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内容。和谐社会是充满着诚信友爱和活力的社会，是公平正义和民主法治的社会，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人本至上的观念运用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就是要尊重职工的人性要求，职工在获得合理的劳动报酬的同时还应当获得价值等精神方面肯定，职工的人格、尊严和体面都应当得到用人单位的尊重，由此将不再使管理者与职工之间关系以及职工与职工之间的关系那样高度紧张和不信任甚至作为竞争的对手而产生敌意。心理的健康和生理的平衡，使工作成为一种快乐而不是愤闷，由此劳动生产率必将得到有效的提高。

　　科学发展观就是指以科学的态度认识和发展我们社会，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理性地遵从规律，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首先是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全面发展进步的基础。如果人的发展是畸型的，即没有仁爱之心，那么，社会就必然是充斥着敌意和争斗。那种不顾他人的心理和生理的承受能力而有意或无意地强迫他人的行为，那种歇斯底里地把职工当成螺丝钉进行“强化”管理的行为，其实主要是一种不健康的心理使然。“强化”他人的过程，自己也处于一种高度紧张和压力状态。那些官员和一些管理者们，心理的高度紧张和失控的现象，其中不无“强化”自己和他人的因素。古有人云：修身养性方能齐家治国平天下。国家的发展在于人民的幸福，如果没有人民的幸福就不是真正的社会进步。而幸福不只是物欲一个方面。当我们能够按照人性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规律来设计用人单位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就能够形成和谐的劳动关系。

　　依靠职工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经济效益的根本

　　科学发展观要求用人单位必须全面地、协调地和可持续地发展。提高用人单位经济效益的根本在于劳动效率，而提高劳动效率有很多的方法，无论哪种办法都比加大职工劳动强度、降低人力成本来得更有效果。延长工时且拒绝依法支付延长工时费用，这样的做法，用人单位一方面承担着法律制裁的风险，另一方面过长工作时间必然导致劳动者过度疲劳，劳动力不能得到有效的恢复，其效率也不会很高。

　　调查数据表明，近10年来我国的劳动生产率提升的速度逐年下降，这与所谓的“强化”管理致使劳动者身体健康受到损伤不无关系。在培训职工技能和改进技术设备等方面做些努力，就能够持续而稳定地提高劳动效率；在均衡安排生产方面做些努力就不至于大量延长工时；注意减少浪费和节约开支，就不在于支付不起必要的延长工时费。还有，一些单位假“强化”管理之名，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严格考勤，甚至加大罚款力度，以罚款来实现降低劳动成本的目的，这些与管理的内涵都相去甚远了。

　　其实，如果用人单位能够针对不同工作岗位的性质而综合运用多种工时制度，就可以大大减少管理的成本。综合运用多种工时制度，不仅可以减少成本还可以赢得职工的赞誉，还可以使职工在有效的工作时间内快乐工作而出色地完成工作任务。一味地所谓“强化”管理实行“管卡压”的做法，致使职工在高度紧张和疲劳的状态下工作，一旦出现伤亡事故，所造成的声誉和经济等方面的损失，是那些“强化”手段所产生的所谓效益无法抵折的。

　　职工参与管理，也是提高效率降低劳动成本的好办法，依靠职工群策群力建立和完善职工民主管理制度是提升用人单位效益的正确选择。职工民主管理制度是我国法律的一个组成部分，《公司法》、《工会法》、《劳动法》等等法律都明确地规定，用人单位必须建立和完善职工参加管理的制度，保障职工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职工参加管理，首先是对职工人权和法律权利的尊重，使职工心理和价值需求得到满足，同时也可以集中众人智慧使决策更加科学避免失误，更重要的是，职工参加决策使其理解决策的意义了解决策的内容，从而就能坚定地执行决策。一个能够得到坚决执行的决策才能实现预期的目的，这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的根本所在。

　　以科学发展观实现人力资源管理的法治与道德的统一

　　科学发展观在强调对人的尊重的同时还强调公平正义民主法治。《劳动合同法》第四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劳动规章制度，保障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利、履行劳动义务。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工培训、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在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决定实施过程中，工会或者职工认为不适当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通过协商予以修改完善。用人单位应当将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决定公示，或者告知劳动者。”

　　首先，必须正确理解劳动规章制度的意义。在我们既有的观念中，无规矩不成方圆，于是，便把规章制度理解为是专门“整治”别人的依据。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劳动规章制度应当是为劳动者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提供“保障”的。所谓提供“保障”就是要为劳动者行使其劳动的权利提供便利和为劳动者提供履行劳动义务完成生产任务提供更好的服务，而不设置障碍。只有劳动者的权利得到应有的尊重才能满腔热情地投身于工作。

　　其次，必须落实制定规章制度的“共决权”。在既有的人力资源管理的理念中，用人单位是制定劳动规章制度的主体，劳动者仅仅是劳动规章制度被动的执行者，劳动者是在用人单位的“管理下”从事劳动的。这种观念无疑是对用人单位构成要素的错误理解。作为经济组织的用人单位是由资本和劳动两个方面要素构成的，缺一不可。所以，无论是资本的代表者“经理层”还是劳动的代表者“劳动者”具有同等的主体地位。因此，法律规定了制定劳动规章制度的“共决权”，职工参加制定劳动规章制度的权利同样应当值得尊重，只有劳动者亲身参加制定的规章制度才能得到有效地执行。

　　再次，要充分地发挥工会的作用。工会是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其基本职责是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工会代表职工与用人单位对劳动规章制度具有最后的“确定”权。所以，用人单位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必须尊重工会在用人单位的地位、权利和作用，与工会密切配合做好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国工会不仅是以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为己任，还是劳动关系的协调者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动员者。人力资源管理理念中充分体现工会的作用，无疑是调动劳动者积极性降低人力资源管理成本的一个捷径。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党中央国务院完善了我国人力资源管理的法治环境，颁布了《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和《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等等，废止了职工奖惩条例、辞退违纪职工规定等等。这就要求用人单位必须转变人力资源管理理念，认真领会法律精神树立人本至上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充分尊重劳动、尊重劳动者对其劳动力的所有权，自觉摒弃所谓“强化”管理“管卡压”的做法，为劳动者开心工作提高服务创造平台。

　　和谐用人单位，应当能够以法律和道德的手段调适利益冲突，道德的观念应当在人力资源管理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体现。用人单位领导者和管理层人员必须树立人本至上惜劳力的道德意识，这一点，在一个以权力为中心的社会显得更为重要。只有文明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才能保障用人单位的可持续的发展。

　　用科学发展观反省我们人力资源管理理念中一些似是而非、资本至上、强化权威等观念，树立管理科学的理念在中国现代化民主社会的今天是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与全球化经济时代相适应，引领企业管理的新潮流，要求我们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必须走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创造出更加人性化的中国特色的用人单位人力资源管理体系。

2008年12月0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