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甘政办发〔2005〕74号



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甘肃省粮食收购资格审核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省直有关部门： 　　《甘肃省粮食收购资格审核管理暂行办法》已经省政府同意，现予印发。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二○○五年六月十三日 　　


　　　　　　　　　甘肃省粮食收购资格审核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加强对粮食收购资格的审核管理和监督检查，规范粮食收购市场秩序，保护粮食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根据《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国发〔2004〕17号)，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凡在甘肃省行政区域内从事直接向粮食生产者收购粮食的活动，以及与粮食收购资格审核管理监督相关的行为，适用本办法。　　本条所称粮食，是指小麦、稻谷、玉米、杂粮等原粮。　　第三条企业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体工商户直接向粮食生产者收购粮食，必须经县以上粮食行政管理部门(以下称“审核机关”)审核，取得粮食收购资格，并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以下称“登记机关”)登记。　　第四条省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全省粮食收购资格的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市州、县区市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负责辖区内粮食收购资格的审核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　　第五条粮食收购资格审核应遵循公开、公正、公平、便民、高效的原则。 　　　　　　　　　　　　　　第二章资格条件　　第六条在甘肃省行政区域内从事粮食收购活动的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1、取得工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或《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2、具有30万元以上的经营资金，其中自有资金5万元以上；　　3、自有或通过租借具有20万公斤以上的粮食仓储设施及相应的保管能力，自有或聘用有粮食保管资格的专业人员；　　4、具备相应的粮食检验化验仪器设备或取得具有粮食检验化验机构委托检验的证明，自有或聘用具有粮食质量检验化验资格的专业人员；　　5、建立粮食收购台账及统计制度。　　第七条从事粮食收购的个体工商户，必须具备筹措经营资金3万元以上的能力，建立粮食收购台账。　　第八条从事季节性临时粮食收购的经营者，应与具有粮食收购资格的企业法人、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体工商户签订合同，实行委托代理收购。　　第九条粮食收购资格在全国范围内有效。从事跨地区粮食收购的，只需持粮食收购资格证明副本和营业执照副本，到收购地与原审核机关和登记机关同级的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即可从事粮食收购活动，收购地粮食行政管理部门不再进行审核，不得有任何歧视行为。　　第十条本办法出台前批准的粮食收购资格须在本办法出台后3个月内，由审核机关重新审核。 　　　　　　　　　　　　　　　第三章资格申请与审核　　第十一条尚未登记的新设企业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体工商户，申请粮食收购资格时，应先向登记机关申请《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凭《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向与登记机关同级的审核机关提出申请，审核合格取得收购资格后，再办理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登记，并在经营范围中注明粮食收购。　　已登记的企业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体工商户，申请粮食收购资格时应向与其登记机关同级的审核机关提出申请，审核合格取得收购资格后，到原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在经营范围中注明粮食收购。　　驻甘的中央直属企业收购粮食，应向其登记机关同级的审核机关申请收购资格。　　第十二条审核机关应在办公场地或其他相关场所公布申请粮食收购资格所需的材料和办理程序，并提供填写申请材料的示范文本。　　审核机关不得要求申请者提供与收购资格审核无关的材料，对申请者提供的涉及商业秘密的材料，审核机关有责任依法予以保密。　　申请者对审核机关公示的有关资格审核的事项、依据、条件、程序、期限及需要提交材料的目录和资格审核示范文本内容有疑义的，有权要求审核机关予以说明、解释，审核机关有义务进行相关说明、解释。　　申请人所提交材料存在错误、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允许申请人当场修改和完善；对当场不能修改和完善的，应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修改完善的内容。　　无论受理与否，审核机关都必须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机关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证明。　　第十三条申请粮食收购资格，须提交下列书面材料：　　1、加盖单位印章及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印鉴的《甘肃省粮食收购资格认定申请表》；　　2、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3、有效资信证明；　　4、经营场所产权证明或有效租赁证明；　　5、有关机构认定的检验化验仪器和设施证明，专业人员从业资格证明，或委托粮食检验化验机构检验的证明；　　6、《营业执照》或《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仅限新设企业)复印件；　　7、个体工商户申请粮食收购资格，应当向审核机关提供身份证复印件及资金证明等材料；　　8、审核机关规定的其他材料。　　第十四条申请粮食收购资格，申请者可以亲自到审核机关办理，也可委托有关组织和个人代为申请；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采取电子政务方式进行申请和审核。　　第十五条对属于本机关受理范围内的审核事项，审核机关应及时对申请者提交的材料科目及材料格式进行形式审查。　　对于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审核机关能当场作出受理决定的，应当场作出决定；不能当场作出受理决定的，必须在自接到申请后的5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逾期不作出决定的，视为受理。　　第十六条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审核机关应根据本办法第六条、第七条之规定，对申请者报送的材料进行审查。如有必要，审核机关可以对申请者的经营场所、仓储设施、检验仪器和设施进行实地核查，也可以对申请人提供的有关专业人员进行询问。　　第十七条审核机关自受理之日起，须在15个工作日内向申请者作出答复。符合规定条件的，应发给《粮食收购许可证》；不符合规定条件的，应当向申请者作出书面说明；逾期不向申请者提供书面通知的，视为授予资格。申请者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出行政诉讼的权利。　　审核机关应定期公示取得粮食收购资格的经营者名单。　　第十八条审核机关工作人员在办理粮食收购资格审核时，不得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牟取其他利益。　　第十九条《粮食收购许可证》由省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根据统一规定的文本格式印制。　　有关粮食收购资格申请、受理等材料的式样文本由省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统一印制。　　第二十条取得审核机关核发的《粮食收购许可证》的经营者，应在取得之日起30日内到原登记机关办理登记或变更登记手续。　　第二十一条取得粮食收购资格的经营者，必须依法从事粮食收购活动，认真履行下列义务：　　1、遵循自愿、公平、诚信的原则，不得损害粮食生产者的合法权益，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2、接受粮食、工商行政管理、质量监督、卫生、价格等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查，并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材料；　　3、在收购场所公示或告知售粮者现行收购粮食的品种、质量标准和收购价格；　　4、认真执行有关粮食收购政策，及时向售粮者支付售粮款，不得为任何单位或个人代扣代缴任何款项；　　5、储存粮食应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不得发生污染，不得超量使用化学药剂；　　6、严格执行国家粮食质量标准，不得短斤少两、以次充好，不得囤积居奇、欺行霸市；　　7、有法人资格的粮食经营主体，要保持一定数量的合理库存。必要时，由县以上人民政府规定最高或最低库存数量，并服从政府部门的统一调配；　　8、按期、如实向收购地审核机关上报收购粮食的品种、数量、库存和价格等经营情况。　　第二十二条上级审核机关应加强对下级审核机关实施粮食收购资格审核行为的监督检查，及时纠正粮食收购资格审核中的违纪违法行为。　　各级审核机关应在每季度结束后10日内将本辖区内上一季度的粮食收购资格审核情况报上一级审核机关备案。同时，应于每年1月31日前将上年度粮食收购资格审核情况汇总报上级审核机关。 　　　　　　　　　　　　　　　第四章监督检查　　第二十三条审核机关应当根据有关要求，依照法律法规规定的职责对下列内容进行监督检查：　　1、粮食收购者是否具有粮食收购资格；　　2、粮食收购者《粮食收购许可证》所登记的内容有无重大变化；　　3、粮食收购者有无伪造、倒卖、涂改、出租、转借《粮食收购许可证》的行为；　　4、粮食收购者是否对粮食的收购价格、质量标准等进行公示；　　5、粮食收购者是否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粮食收购价格等政策情况。　　第二十四条粮食收购者有下列行为之一，且情节严重的，审核机关可暂停或取消其收购资格。　　1、《粮食收购许可证》所登记的内容发生重大变化，已不符合本办法第六条、第七条规定条件的；　　2、未及时向售粮者支付售粮款而被举报，并经查实的；　　3、违反《粮食流通管理条例》规定，代扣代缴税费及其他款项的；　　4、未执行国家粮食质量标准、未按规定报送粮食收购、销售和库存数据的；　　5、未设立完整准确的经营台账的。　　　第二十五条粮食收购者对审核机关做出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依法向同级人民政府或上一级审核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第二十六条粮食收购者在其资格授予机关辖区外从事粮食收购活动时，应接受收购活动所在地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查。　　收购活动所在地的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将监督检查情况及处理结果抄送该收购者的资格审核机关。　　粮食收购者违法经营，按规定需要取消粮食收购资格的，应由其资格审核机关作出决定。　　第二十七条粮食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对粮食收购者从事粮食收购活动进行监督检查时，应当将监督检查情况和处理结果予以记录，并由监督检查人员签字后归档。　　第二十八条各级审核机关和登记机关应当建立粮食收购监督检查通报机制。审核机关应当及时把取消粮食收购资格的企业法人、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体工商户的相关情况告知同级登记机关，由登记机关进行变更或注销登记。　　第二十九条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粮食收购者违法从事粮食收购活动，有权向收购活动所在地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等有关部门举报。有关部门应当及时核实、处理。　　对举报人要求保密的，有关部门必须为举报人保密，维护其合法权益。　　第三十条有关法律责任依照《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第五章附则　　第三十一条本办法中“以上”包含本数。　　第三十二条本办法由省粮食局、省工商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二条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2005年6月13日印发 　　共印550份

二○○五年六月十三日




由一起盗窃案谈共同犯罪中同案人供述的证明力问题
------兼论“补强证据规则”

涪陵区人民检察院公诉科 吴登伟

基本案情：
2007年7月31日晚，犯罪嫌疑人沈某、周某与同案人廖某、勾某和在涪陵区龙潭镇街上，由沈某、廖某和勾某具体实施盗窃行为盗得失主游某价值人民币3600元的摩托车一辆，该车由犯罪嫌疑人廖某单独销赃，所获赃款由犯罪嫌疑人沈某、廖某、勾某分用。
2007年8月初，犯罪嫌疑人沈某、周某与同案人廖某、勾某在涪陵区百胜镇街上，由沈某具体实施盗窃行为盗得失主刘某价值人民币3400元的摩托车一辆，后该车被公安机关查获没收。
证据分析：
犯罪嫌疑人周某一直否认自己参与了盗窃。对龙潭街上次盗窃，其辩称站在大约100米远的地方，虽知道其余三同案人盗窃，但并未参与盗窃的共谋，也未实施盗窃行为和分得赃款，对该次盗窃，同案人沈某、廖某和勾某（后二人因该两次盗窃已被判刑）则供述称，周某知道并同意了盗窃，其站在远处是起望风的作用。廖某供称“未分与周某赃款，是因为我们吵了架”。对百胜街上次盗窃，犯罪嫌疑人周某辩称“因为我和廖某吵架了，开始我不想去，他们中的一人喊我去耍，我是跟沈某、廖某和勾某一路去耍，未实施盗窃”，同案人沈某供述称“是我和周某盗的摩托车，推摩托车的时候，周某搭了一把力”，同案人廖某和勾某则供述称“是沈某和周某去偷的摩托车，具体怎么偷的不清楚”。同时，本案还有被害人的陈述与收赃人的证言等证据在案。
争议焦点：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认定犯罪嫌疑人周某构成盗窃罪的证据是否确实、充分？
分歧观点：
司法实践中存在如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共犯之间的关系是互为证人的关系，共犯之间的口供只要可以相互印证，就可以据此定罪量刑，本案除周某外的各同案人的供述基本能相互印证，故可认定周某构成盗窃罪。
第二种观点认为共同犯罪中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仍然是口供，不能互为证人。运用共犯的口供，仍然要坚持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只有犯罪嫌疑人口供，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的规定。这种观点同时认为，如果同时具备如下条件，可以在非常慎重的前提下定罪：一是各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口供排除了串供的可能性；二是各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口供是依法获得的；三是各被告供述的犯罪事实细节基本一致，在分别指认的前提下可以确认各犯罪嫌疑人都到过现场以及各自在现场的活动；四是排除了其他的可能性。
第三种观点认为，共同犯罪同案人之间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利害关系，即使各犯罪嫌疑人之间口供一致，可以相互印证，也不能仅据此就对其余犯罪嫌疑人定罪量刑，同时，在有其余证据对同案人供述补强作用足够时，可以依据同案人的供述与其余补强证据之间形成的证明体系来认定犯罪嫌疑人构成犯罪，若补强作用不够，则应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据此，本案认定犯罪嫌疑人周某构成盗窃罪的证据未达到确实、充分的标准。
评析意见：
笔者赞成第三种观点。
首先笔者并不赞成第一种观点。同案人的口供对其他犯罪嫌疑人来说，在证据种类上，笔者认为仍然属于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而不属于证人证言。所谓犯罪嫌疑人口供是指犯罪嫌疑人向侦查人员、检察人员或审判人员承认犯有某种罪行所作的交待。证人证言则是指证人就其所了解的案件情况向公安司法机关所作的陈述。构成证人证言，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作证主体是犯罪嫌疑人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之外的人，同案人口供的主体是犯罪嫌疑人或犯罪嫌疑人，故在证据种类上不属于证人证言。
同时，在共同犯罪中，同案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证明力大小，能否成为对其余犯罪嫌疑人的定案依据，笔者认为，还应当将以下两种情况分别处理。
第一种是共同犯罪案件中，没有其他证据，仅有同案人口供的情况。笔者认为，在此情况下，应当严格遵循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即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犯罪嫌疑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深究该条之立法精神，笔者认为该条中的“犯罪嫌疑人”既包括单一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亦包括共同犯罪的的犯罪嫌疑人。在没有其他证据与同案人口供相互印证的情况之下，同案犯罪嫌疑人口供的客观性就无法得到确认。同时，同案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存在非自愿供述与虚假供述的可能性。因为处于同一追诉程序中的共同犯罪人很有可能为了推托罪责，或者争取立功表现而作虚假供述。在有犯罪嫌疑人另案处理的共同犯罪案件中，另案共犯的供述在证据种类上仍然是犯罪嫌疑人供述，其言词的真实可靠性仍然值得怀疑。即使共同犯罪中各犯罪嫌疑人之口供一致，供述之真实性依然值得怀疑。故以不确定的口供来证实口供，其结论也依然是不确定的。因此，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如果没有其他证据，只有同案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没有其他证据的，即使口供之间能相互印证，依然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故对第一种和第二种观点笔者均不支持。
第二种是共同犯罪案件中，同案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在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能够证明口供真实可靠的情况。同案犯罪嫌疑人的地位非常特殊，其对同案人在犯罪过程中的行为了解得最为直接和彻底，若其口供能在有他项证据以辅证下，真实可靠性得到证实，则该口供的证据能力就应该得到肯定。因此，这就要求办案机关在办理共同犯罪案件过程中，不应只注重同案犯罪嫌疑人之口供，而应积极搜集其余证据以补强犯罪嫌疑人之口供，使各项证据之间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明锁链。注意搜集和运用其余证据，就必定涉及到证据规则中补强证据规则的运用。
所谓补强证据规则是指为了防止错误认定案件事实或发生其他危险性，法律规定在运用某些证明力显然薄弱的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时，必须有其他证据补充说明其证明力的一项证据制度。该项证据规则主要应用于英美法系，且主要适用于言词证据，包括口供补强和其他证据的补强两方面。在英美证据法中，犯罪嫌疑人在法庭外所作的自白必须有其他证据予以补强。在对每一事实的虚假性进行证明时，对进行这种证明的证人证言必须有其他证据予以补强。
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上也对口供补强作了相应的规定，虽然该规定较为笼统，但仍然可以认为刑诉法确立了补强证据规则，即刑诉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犯罪嫌疑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而补强证据须达到何种证明程度，才能与被补强证据共同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法律对此没有也不可能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只能由审理案件的法官进行自由裁量。在运用证据认定事实并作出裁判时，也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和法律的规则，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补强证据以及被补强的证据有无证明力以及证明力大小、强弱进行判断，并以此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如果补强证据与被补强证据相互结合，能够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则可以对其所审理的案件作出不利于被告人的裁判；相反，则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裁判。
结合本案来看，首先，同案人廖某、勾某的供述，并不会因为二人与犯罪嫌疑人沈某、周某不处于同一追诉程序，在证据种类上就为证人证言，而仍然为被告人供述。犯罪嫌疑人周某一直否认其参与了盗窃的共谋和行为的实施。其同案人沈某、廖某和勾某在证实周某参与盗窃共谋和实施了盗窃行为两点上，大体上能保持一致，但在细节上却不能相互印证。龙潭次盗窃，在盗窃现场，犯罪嫌疑人周某站在约100米远的地方，在此次盗窃中其作用均来自三同案人的口供，这几份口供对周某之作用的证实，因为无证据证明四人事前明显的共谋与分工，所以该“证实”可以说是均来自三同案人的“臆测”，并无相关证据予以印证，实为“无证据的断言”。对百胜次盗窃，也仅有同案人沈某的供述证实周某在盗窃过程中有何具体行为。笔者认为，本案能直接证明犯罪嫌疑人周某参与盗窃犯罪的证据仅有同案人沈某、廖某和勾某的供述。同时，本案虽有被害人失主的陈述与收赃人的证言，但该两项证据仅能证实摩托车被盗与犯罪嫌疑人廖某销赃的事实。就算该两项证据能在一定程度上补强同案人沈某、廖某和勾某供述的真实性，但在证实犯罪嫌疑人周某是否参与了盗窃的事实上，关联性不大。再则，廖某与周某之间有矛盾（双方都称有吵架的事实），不能排除该三同案人虚假供述的可能，也就无法利用该“不真实的事实”来进行“事实推论”，故该两项证据对同案被告人沈某、廖某和勾某的供述所起的补强作用并不大，证明力不强。同案人之口供、被害人的陈述与收赃人的证言这几项关键证据之组合不能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即仍然存在犯罪嫌疑人周某知晓盗窃且在现场，但仅为知情者而非犯罪者的可能，此时，本案在认定犯罪嫌疑人周某是否构成盗窃罪上，应该遵循“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对其作“无罪推定”，认定其构成盗窃罪的证据并不确实、充分。
近几年来，西方刑事理念在我国刑事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的推广与深入，要求办案人员在搜集和审查把握案件证据的时候，不应太依赖“口供”这个“证据之王”，否则会有 “强行定罪”之嫌。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利用同案人的供述来证明其余同案人构成犯罪时，必须运用补强证据规则，借助其他证据来进行补强。并且，其余证据对同案人供述的补强，应当达到高度盖然性，从而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唯有如此，认定不招供的犯罪嫌疑人构成犯罪的证据才确实、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