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马路强讨引发交通事故行为的定性/彭箭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5-23 10:3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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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马路强讨引发交通事故行为的定性
作者：彭箭 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报7月30日第四版刊登马路强讨引发交通肇事案,被告人孙进虎上路拦车要钱,两次引起交通事故造成2人死亡3人受伤的严重后果,检察院以涉嫌犯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对第二次交通事故以被告人孙进虎构成交通肇事罪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对此，笔者有不同的看法。
一：法院认定被告人孙进虎构成交通肇事罪不妥，理由如下：
1: 被告人孙进虎不符合交通肇事罪的主体资格，不宜定为交通肇事罪。交通肇事罪的主体为年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一般主体，包括一切直接从事交通运输业务和保证交通运输的人员以及非交通运输人员。其中交通运输人员具体包括交通运输工具的驾驶人员、交通设备的操纵人员、交通运输活动的直接领导、指挥人员、交通运输安全的管理人员,非交通运输人员如非司机违章开车等。上述人员都属直接从事交通运输业务或者承担保证交通运输安全责任的人员，具有一定的职业性，这应是法律规定的该罪主体范围的应有之义。
本案中被告人孙进虎为乞讨上路强行拦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第63条规定：行人不得跨越、倚坐道路隔离设施，不得扒车、强行拦车或者实施妨碍交通安全的其他行为。不管孙进虎拦车是乞讨还是乘车，都应属于行人一类。对于行人是否可以构成交通肇事罪的主体，理论界尚存在争议。
笔者认为，行人不具有从事交通运输业或者保证交通运输安全的职业职责，相对于机动车一方，其属于弱势一方；《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没有采纳曾经提出的所谓“撞了白撞”这一说法，对于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法律规定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该法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及以人为本的精神。在民事赔偿方面尚且如此，故在刑事谦抑原则下的刑事责任则应有更大的宽宥性，即对行人是否应承担交通事故的刑事责任应更慎重。另外，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五条第二款有将主体扩及乘车人的范围，但其对扩大的主体进行了限定，且仅以共犯论处。按照罪刑法定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在现行法律，司法解释未作明确的规定下，对交通肇事罪主体不应作扩大解释，为此，行人不宜作为交通肇事罪的主体。
2：本案中，被告人孙进虎同样的强行拦车，同样造成交通事故伤亡，但因第一次事故中加入了第三辆车驾驶员的过失的共同作用从而认定孙不构成犯罪，对第二次事故则以孙制造了险情，造成驾驶员措手不及酿成交通事故而认定其构成交通肇事罪。结果的发生有时是一因、有时是多因的共同作用，本案第一次事故是因孙的强行拦车与驾驶员的过错共同作用引发的，都属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由于存在其他原因的共同作用从而认定孙不构成犯罪，而对第二次事故却认定构成交通肇事罪，这就造成法律适用上的不一致。
二：检察院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提起公诉，也与本案被告人的主观要件不相符合。
本案被告人违反交通安全法规是存在故意，但对交通事故后果却是过失，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属于故意犯罪，其对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应是明知而希望或放任这种后果的发生，故只要实施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即使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也构成犯罪。
三：被告人孙进虎的行为构成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首先，从主观方面来看，本案被告人为了乞讨采取强行拦车的方法，违反交通法规是故意的，但对交通事故后果则仅存在过失。其次，在客观方面，本案的关键是被告人上路拦车行为是否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毒的危险性相当、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由于“其他危险方法”在未引起严重后果之前往往难以明确显示其危害公共安全的性质，所以在司法实践中一般当用其他危险方法造成严重后果时才追究刑事责任。本案在客观方面，（1）被告人上路拦车引起两次交通事故，造成2人死亡3人受伤的严重后果，其行为危险性应与决水、失火、爆炸、投毒相当，被告人实施了这种危险方法，(2)已经造成了危害公共安全的严重后果,致不特定的多数人重伤,死亡，如果未造成危害结果或危害结果不严重,均不购成本罪.(3)严重后果是因被告人强行拦车的危险行为所造成的。
综上所述，被告人孙进虎对两次交通事故后果均构成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作者：彭箭 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报7月30日第四版刊登马路强讨引发交通肇事案,被告人孙进虎上路拦车要钱,两次引起交通事故造成2人死亡3人受伤的严重后果,检察院以涉嫌犯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对第二次交通事故以被告人孙进虎构成交通肇事罪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对此，笔者有不同的看法。
一：法院认定被告人孙进虎构成交通肇事罪不妥，理由如下：
1: 被告人孙进虎不符合交通肇事罪的主体资格，不宜定为交通肇事罪。交通肇事罪的主体为年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一般主体，包括一切直接从事交通运输业务和保证交通运输的人员以及非交通运输人员。其中交通运输人员具体包括交通运输工具的驾驶人员、交通设备的操纵人员、交通运输活动的直接领导、指挥人员、交通运输安全的管理人员,非交通运输人员如非司机违章开车等。上述人员都属直接从事交通运输业务或者承担保证交通运输安全责任的人员，具有一定的职业性，这应是法律规定的该罪主体范围的应有之义。
本案中被告人孙进虎为乞讨上路强行拦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第63条规定：行人不得跨越、倚坐道路隔离设施，不得扒车、强行拦车或者实施妨碍交通安全的其他行为。不管孙进虎拦车是乞讨还是乘车，都应属于行人一类。对于行人是否可以构成交通肇事罪的主体，理论界尚存在争议。
笔者认为，行人不具有从事交通运输业或者保证交通运输安全的职业职责，相对于机动车一方，其属于弱势一方；《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没有采纳曾经提出的所谓“撞了白撞”这一说法，对于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法律规定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该法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及以人为本的精神。在民事赔偿方面尚且如此，故在刑事谦抑原则下的刑事责任则应有更大的宽宥性，即对行人是否应承担交通事故的刑事责任应更慎重。另外，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五条第二款有将主体扩及乘车人的范围，但其对扩大的主体进行了限定，且仅以共犯论处。按照罪刑法定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在现行法律，司法解释未作明确的规定下，对交通肇事罪主体不应作扩大解释，为此，行人不宜作为交通肇事罪的主体。
2：本案中，被告人孙进虎同样的强行拦车，同样造成交通事故伤亡，但因第一次事故中加入了第三辆车驾驶员的过失的共同作用从而认定孙不构成犯罪，对第二次事故则以孙制造了险情，造成驾驶员措手不及酿成交通事故而认定其构成交通肇事罪。结果的发生有时是一因、有时是多因的共同作用，本案第一次事故是因孙的强行拦车与驾驶员的过错共同作用引发的，都属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由于存在其他原因的共同作用从而认定孙不构成犯罪，而对第二次事故却认定构成交通肇事罪，这就造成法律适用上的不一致。
二：检察院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提起公诉，也与本案被告人的主观要件不相符合。
本案被告人违反交通安全法规是存在故意，但对交通事故后果却是过失，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属于故意犯罪，其对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应是明知而希望或放任这种后果的发生，故只要实施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即使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也构成犯罪。
三：被告人孙进虎的行为构成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首先，从主观方面来看，本案被告人为了乞讨采取强行拦车的方法，违反交通法规是故意的，但对交通事故后果则仅存在过失。其次，在客观方面，本案的关键是被告人上路拦车行为是否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毒的危险性相当、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由于“其他危险方法”在未引起严重后果之前往往难以明确显示其危害公共安全的性质，所以在司法实践中一般当用其他危险方法造成严重后果时才追究刑事责任。本案在客观方面，（1）被告人上路拦车引起两次交通事故，造成2人死亡3人受伤的严重后果，其行为危险性应与决水、失火、爆炸、投毒相当，被告人实施了这种危险方法，(2)已经造成了危害公共安全的严重后果,致不特定的多数人重伤,死亡，如果未造成危害结果或危害结果不严重,均不购成本罪.(3)严重后果是因被告人强行拦车的危险行为所造成的。
综上所述，被告人孙进虎对两次交通事故后果均构成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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